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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拿到原始材料。”贝利斯说。吉诺做了笔记。
但从我的角度看，这还不够——陈述材料经常不能够包括可以指明动机和思想
状态的细节。
“可以重新讯问受害人吗？”我问。
贝利斯抬起眉毛来。“那是差不多24年前的事情。”
“我知道，但我需要了解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他的样子如何……所有
的细节。”看了吉诺一眼后又点了一个头，这确证了此事可以进行。
我并不是说哥登·沃德尔除了一个失去妻子之外还是别的任何一种人，因为他
已经经历了严重的考验。他并没有隐瞒以前的犯罪事实，他是在医院告诉警方的。
他还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一些问题，并说他对重提旧事感到非常遗憾。“我觉得
这几乎是对我妻子的另一次不恭。”他说。
这位有胡须的41岁的人是戴着变色镜坐在轮椅里出现的，他说卡罗尔就是他的
一切，他无法想像没有她怎么生活下去。他请求知道能够帮助辨认出杀害他妻子的
凶手情况的人与警方接触。贝利斯递给我一份陈述。
沃德尔接受了两天的问讯，最后签署了一份长长的陈述。他描述自己是一名仓
库的管理人，为一家汽车配件销售公司工作，名为英国文格公司，基地在莱斯特的
享克雷。他是1994年6月进这家公司的，他有可能得到提升，还有可能选人董事会。
星期天，他和卡罗尔一起过了极普通的一天，在家里磨蹭了一整天，还看了电
视。晚饭后，卡罗尔打开录像机看了一部电影，叫《三角力量》，但电影没有看完，
还差一点点，因为她当初并没有录完。
然后，她问哥登是否愿意为她寄一封信出去。是写给艾克斯霍尔的一位泰勒先
生的，他想像那是跟她的工作有关的一封信。因为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封信，他就
没有投到当地的邮箱里，因为那只邮箱要到第二天早晨7点30分才有人取走，因此他
开车去了6英里外考文垂的毕晓普大街上的邮局，那里有很大的一个分捡处，星期一
一大早就会投送出去。他说，毕晓普大街的墙上有一台摄像机对着邮箱。
之后，他开车回家，并在布鲁克兰酒巴喝了一点酒。他记得酒巴的服务员保罗
在那里讲了一些笑话，电视上有摩托车比赛的镜头。
喝了两品脱之后，哥登开车回家，约在晚上10点到家。
“我关上前门的时候闻到了一股烟草味。这很奇怪，因为我和妻子都不抽烟。
我看到客厅的门开了一部分。我还看到厨房有灯。客厅是黑的。我推开门，跨了一
步，此时两边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膊，然后有一块布蒙在我的嘴上和鼻子上。”
“我可以闻到布上面有什么味道，好像是腐蚀性的东西，让我的喉头很干。我
的胳膊被拧到后背去了，正在我后背的壁灯打开了。可调光的壁灯已经调到很暗的
地方。”
“灯打开之后，我看到一个男的戴着小丑口罩，他用右手将一件连衫裤工作服
罩住了卡罗尔的下巴。她的头夹在他的右胳膊下面，就是那种夹头的姿势。他的左
手拿着一把刀子，刀锋对着她的喉头。我看到她嘴里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吓呆了的
样子……”
“那个人说：‘别出声，按我说的做，跪下。’他有很重的爱尔兰口音，但声
音有点模糊，因为他戴着面罩。我在挣扎，想挣脱……我被按着跪下去了。此时，
我感到胃部挨了一下。我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开始有些昏头昏脑了。他们强迫我的
头向前倾，我感到自己的后腿上有某种东西在往上夹。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看
着在我右边按住我的那个人的鞋。那是一双黑色的鞋，是那种用带子系住的皮鞋，
有很厚的黑色橡胶底。鞋子擦得很亮。我记得他穿着黑色的裤子……”
哥登估计，从他进入客厅的那一刻起，到他失去意识的那一刻总共约有3到4分
钟。他第二天早晨醒来，但人是被绑在废麻袋架上的。他听到答录机响了几次，还
听到邮局的人约在早晨8点到来。他浑身不舒服，内心很乱，而且身上很疼，因此一
直在用力挣扎，直到警察于下午2点到达为止。
沃德尔先生很长的复杂陈述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但其中的一些方面令我感
到奇怪。人们一般想像，在压力巨大的时候，我们会有对一些细节的长时期的准确
回忆，但现实却不同。帮助一个人回忆起某些事情来是很困难的，但是，哥登却记
得住很小的一些细节，比如皮鞋和灯光的开关。
同样，他说从攻击开始到他失去意识之间约有3到4分钟。这是相当长的一个时
间，但他所说的事件的顺序全部加起来也可能只是30秒的事情。其他的几分钟时间
呢？
也许我期望知道更多的东西。毕竟，沃德尔先生失去了一位妻子，他因为一次
残酷的攻击而受到创伤。他的叙述当中出现一些反常现象不是很正常吗？
这位贝利斯警督也有自己的考虑。星期天晚上投出去的信是要告诉“艾克斯霍
尔的泰勒先生”说，他的现金卡到了收回的时间了。“显然，这封信完全可以等到
第二天再发的，”贝利斯说，“因此，为什么星期六晚上外出开那么远的车到考文
垂去？”更巧的一件事情是，那天在建房合作会明显打开过的惟一的一封信也是寄
给艾克斯霍尔的泰勒先生的。
我们默不出声地沉思起来，希望有所解释。所发生的事情远比原来描述的复杂
得多，尽管目前还不能够说出大概来。
“我需要更多了解他们的婚姻状态，”我说，一边还记了笔记，“也需要更多
了解他的工作。看看他过去20年都在干些什么事情。他们结婚多长时间了？”贝利
斯说：“12年。”
“没有孩子？”
“他们明显是想生个孩子，但卡罗尔怀不上孩子，因为她开始专心做自己的工
作。”
“这类的事情一般不会轻易就了结。”我想。
时候已经不早了，天马上要黑下来。我看了看自己的日记本，因此决定等白天
再去看现场。然后我收起了几份陈述和照片。
“电视新闻的人在楼下等着。”贝利斯说。
“嗯，我不能够告诉他们任何事情。我本人还不了解很多情况。”
“不，他们希望找你了解尼克尔的案子的情况。”
我叹了一口气。
“我派人送你下楼。”这位警督说。
“那就不必了。”
“不不，有人会抓住你的包。”
当我推开前门出去时，一台摄像机就架在我前面。
一个声音说：“布里顿先生，您准备使用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个案子？”
“请你去问贝利斯先生。”我说。
“您对拉雪尔·尼克尔审判的最后裁决有何想法？”
“很对不起，这个问题你们应该去问大城市警察局的专员。”
“来吧，来吧，布里顿先生，你可以自己发表一点看法的嘛，你一定对此有一
些感受的。”
我不停地走，摄影机在不停地拍，一直到我钻进汽车发动为止。
那个事件的后果是无法逃避的。周末的报纸全面报道了尼克尔案的情况，从而
引起更大范围的争议。时事主持人开始问罪犯心理轮廓描述是否受到致命打击。我
的不信任感和愤怒并没有减轻，但对玛丽莲来说我觉得事情更糟糕。她无法相信故
事怎么会编成那个样子，也不能够相信我已经孤立到了这种程度。警方为什么不出
面摆平一些事情呢？
“他们怎么能够这么干？”她问，几乎是泪水涟涟的，“你为他们干了那么多
事情。我想到你为他们所花的那么多时间，每个周末你都得为警方工作，我们从来
都没有度过假。你从来都没有索要过一分钱，而事情到最后竟然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她不知道如何称呼这样的事情，最后她说：“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我努力帮助她明白一些事情：“我所参与的哪一件案子得到过准确的报道？”
“一件都没有。”她说。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希望事情会扳过来？”
她耸耸肩：“没有道理。”
可笑的是，当我的匿名状态第一次因为斯戴芬妮·斯雷特绑架案而打破以后，
讲我的故事时一直都是正面的。但是，当时我就知道，最终会有人来咬我一口的。
澳大利亚人称此为“树大招风综合症”。所谓枪打出头鸟。
如果我走开，再也不去理会任何犯罪现场，也不去起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