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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乃至政治权术的那一套东西。因此历朝的变更与用兵之道，甚至政治策略的变动，跟道家都有密切关系。从文化史上看起来，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唯有代表儒家的孔孟之道，反倒不喜欢谈兵，甚至避免谈兵。
我们看到的《庄子》，他这里就干脆提出：“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把别人的国家亡了，不论是侵略也好，吊民伐罪也罢，亡了别人的国家，别人还要感谢。这很难了，历史上几乎没有做到的。在中国上古时候往往有，历史上所标榜的，事实究竟如何不知道，后人有很多的怀疑，如“汤武革命”就是这样。为什么得道的人用兵会做到如此呢？因为“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这些文字看起来是顺的，其观念、逻辑都是相反的。就是说，得道的圣人用兵，虽然亡了别人的国家，而被亡国家的人民个个爱戴，个个拥护，因为他的用心，不是为了私欲为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强权占领侵略别人，是为万民造利益，用现在的话讲，是为人民造福利。这种福利不是现在福利的观念，是“利泽施乎万世”。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青年同学要注意。
谈中国文化，刚才我们批评读书人都喜欢做官。像我们小的时候，必须背《朱柏庐治家格言》，甚至每个国民都要读的。其中有一句格言：“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我们这一辈子都深受这个格言的影响。中国过去读书人做官，制定任何一个政治上的方略，实施任何一个政治上的举动，都不可避免的有一个很严重的观念，自己这个政策出来，是否有百年以上的效果，尤其是国家大政，那是百年大计，不是只顾目前的。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观念，在个人的方面，要使自己后世的子孙能抬起头来。如果做了在历史上有污点的事情，后世的子孙永远无法抬头。譬如按一般的观念来说，是非暂且不管，一般认为岳飞是忠臣，秦桧是奸臣，在清朝时，一个姓秦的诗人到杭州西湖岳王庙去时，做了一句名诗：“我到杭州愧姓秦”。这种思想观念哪里来的？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习惯，“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这两种观念在今天，在整个中华民族思想里面，好像非常淡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或耻辱，这是一个大问题，值得我们去检讨。今天，我们讲复兴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问题。
庄子讲圣人亡了别人的国家而不失人心，因为他“利泽施乎万世”，不止百年哟！是千秋万代都值得仰慕的。“不为爱人，”并不单是叫一点口号来仁慈爱人，也不只是只爱当时的人，或某一地区的人，圣人仁慈爱人不为时间空间所限制。这就是“圣人之用兵，亡国而不失人心”的一个总结论。
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圣人得道以后，由出世的真人做入世的事业，如果只限于乐于通达人情物理，这样也不够圣人的资格，所以圣人不止了解人情物理，还有更进一步的通达。下面一条条分析“内圣外王”的成就：
仁爱无私
“有亲，非仁也；”这同儒家讲仁义道德的仁的意思并不相反，只是道家思想的仁的范围更大。所谓真正的仁，“有亲”，还带有一点私情，就已经够不上仁了，因为已经带了私心了。大家知道，“亲”与“仁”是有差别的。中国文化动辄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代表，儒家讲的仁，等于佛家讲慈悲，基督教讲博爱，都有相同之处，不过解释说法各有不同。在历史上，宋明理学通佛家思想有一个争论，理学家认为，佛家讲慈悲并不错，儒家的仁也讲慈悲，但这是有范围的爱，先是“亲亲”，“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先把我的小孩照顾好以后，我有力量再去爱社会上的其他孩子。把我的父母养好之后，再把我的爱心扩大，再去养社会上其他的老人。但佛家讲慈悲平等，爱一切众生，众生有那么多，怎么爱？所以宋明理学家认为，佛家讲的慈悲陈义太高，统统是空洞的口号。理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孔子同释迦佛站在河边，两个人的妈妈都掉到河里了，请问，释迦佛是先救你的妈妈，还是先救孔子的妈妈？如先救你的妈妈，后救孔子的妈妈，这就不够慈悲了！因为众生平等，你妈妈我妈妈都是妈妈啊，你不能分别啊！我们儒家不同，孔子是毫不客气地先救了自己的妈妈，再来救你的妈妈。儒家有一个程序，所谓“亲亲”，“亲”我的“亲”，爱心先对我的亲人，再把我的私心扩大，扩大的私心就叫公了，“仁民”，再爱别人，爱社会，把人类都爱好了，“爱物”，然后才爱万物。“亲亲，仁民，爱物”，这是儒家行仁道的三个程序、步骤。庄子在这是没有批判儒家，但下了一个注解：“有亲，非仁也。”仁慈是爱天下，没有私心，有所亲，有所偏爱，已经不是仁的最高目的了。如果是圣人大宗师，爱是普遍的，就像下雨一样，并不是雨对青菜萝卜少下，或者对高丽参当归这些补品就多下，没有这回事，是普爱的。
“天时，非贤也；”这等于是对春秋战国时儒家的批判。对不起啊，我讲《孟子》时，一定替孟子辩护，现在讲《庄子》，我就站在庄子的立场上来讲。儒家所谓的圣贤之道，如孔子在《论语》中讲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贤者之道，非其时，社会不对，不出来。庄子就提出来，真正的圣贤没有为己的，不论天时合与不合都要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圣贤之道。但是庄子又回过来讲：
进退存亡之道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这也是批判儒家。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儒家有时候有利害不通之处，很多读死书的儒家人物都有这个味道。庄子在那两个时代也见过很多，所以他认为这一班知识分子，不通利害的关键，没有得道。道家讲的“通”利害，怎么“通”呢？所以历史上有文化的争辨：儒家所标榜的是见危受命，时代越艰苦，我越要站出来，中流砥柱，倒挽狂澜，救社会救国家救天下。表面上看起来气派很大，但是时代狂澜不可倒挽，中流是很难的，抵不住的。除了让别人承认，在历史上留名之外，对社会没有贡献，对国家没有裨益。但在历史上，儒家真正做到见危受命的人物并不太多，不得已的倒很多。道家不走见危受命这个路线，多半走隐士的路线。道家思想的基本态度，始终是走“因应”的路子，顺其自然。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趋势，挽不回来，所谓“江河东流不回头”，不可能把历史拉回来。道家思想是讲先知，一件事从它的前因，知道它一定的后果。如石门水库放水时，没有办法把水势挽回，但计算到水流到某一地段时，轻轻开好一条水沟，就可以把水流疏散。这就是现在流行道家的太极拳原理，四两拨千斤的道理，也就是军事谋略，以寡击众的要点。所以中国历史上，出来因应时势，拨乱反正，都是道家的人物。所以救世之道，必须要通利害的，“不通利害，非君子也”。
站在道家立场上看儒家是那么窝囊。事实上，话不能那么讲，这仅是普通一般所了解的。我们回过来看孔子在《易经》上的思想，真正研究孔子，不能用四书五经作代表。四书中足以代表孔子思想的书，一部《论语》而已，而且《论语》中又有十分之二的内容是关于孔子学生的。要研究孔子真正的思想，就要看《易经》的“十翼”，此外还有《春秋》这部书，只有深通《春秋》，才可以了解孔子。所以孔子自己也讲：“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后来司马迁著《史记》，仿照孔子讲了两句话：“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其人。”这是非常傲慢的话，把当时的人都骂了，他等于说：“你们都看不懂我的书，翻都不用翻，只有把它藏起来，将来会有聪明人看得懂。”所以有人称《史记》是汉代的谤书。实际不止是汉代的谤书，是对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但是汉朝很伟大，没有把《史记》毁了。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很伟大，他算定了你们读不懂他的书，不会毁的。《史记》很难读懂，司马迁写一篇传记讲某一个人，讲他好的一面都好，很少看得出坏的一面。那这个人都好吗？不是，坏的一面，要在同他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