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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谋变
事实上，东莞一直没有放松对苏州的调查研究。
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发展环境，创新发展能力，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这些战略的提出，可以说是东莞长期谋变的集中爆发。
据《南方日报》报道：《中国企业家》曾经发表了一篇署名金心异的文章《苏州“东莞化”的忧虑》，文章认为，在举国上下欣喜于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基地的时候，“东莞模式”在珠三角称雄本身已让人感到担心，“东莞模式”北渐到苏州，甚至整个中国沿海地区都出现东莞化的趋势，“那就更加让人沮丧”。这篇文章后来出现在中共东莞市委办公室的第208期《工作信息》上。这份工作信息共印了250份，发至东莞市委常委、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副市长，还特别注明“本期增发：各镇区委书记、镇区长，市直有关单位”。
再往前，《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两篇文章也先后出现在第206、207期东莞市委办公室的《工作信息》上，这两份信息关注的是同一个区域的经济变化：苏州。
第206期的文章是《苏州园区十年：被改变的天堂》，占地70平方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十年来吸引了大量台湾资本在内的外资，其中不少就是从东莞过去的。文章认为，苏州工业园摈弃东莞的简单加工，在制造业链条上以高端的高科技企业为主，在外资落地方面则成功实现了高管和中层管理人员的本地化，在产业配套方面正逐步形成错落有致的高端产业集群。外资十年，改变了苏州，而苏州也改变了外资在中国的发展路径。而后一点，恰恰是东莞没有做到的。
第207期的文章是《台商嵌入昆山》，文中写到，在昆山，台商们的太太成立了太太俱乐部，并参与到当地的义工服务，台商们也开设了许多台湾风格的餐饮店。台商们说：“昆山是个舒适的城市，……甚至都不想回台北了。”文章说，台商在和昆山政府官／民、公／私的互动博弈中完成了社会资本的积累，这种区别于商业资本的积累使得台商和政府的跨界治理成为可能。“嵌入”比“植入”更能让致力于让资本“落地生根”的观察人士感到振奋。
很明显，东莞的领导层是很在意这样的对比的。因为多年以前，东莞的领导就提出要注意收集苏州等长三角城市的资料，2004年7月份东莞市委办公室印发的几期《工作信息》，刊有《昆山发展须避免“东莞模式”》、《苏州酝酿新发展模式》等文章。光看题目就知道东莞的决策者们是如何重点关注苏州及反思自身的发展模式的了。有人说，在周边对手都在快速成长的氛围中，东莞在四处看，收集材料，加速研究自己，重新定位发展方向。
而现在，在1978年8月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落户东莞20多年以后，东莞人终于提出要“升级”——“二次开放”由此开始。
东莞面临的问题不少，最为突出的，一是电力供求矛盾突出，用水比较困难。用工也比较短缺，全市缺20万劳工。国家暂停审批土地，东莞不少项目停止，没有土地就没法签约。
但是，东莞还有更为长远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很“迫切”，诸如土地消耗大、能耗大、投入产出效益低等。东莞的外源型经济绝大多数是加工制造环节，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下游和末端，且社会生产以土地和劳动力投入为主，当东莞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这种发展模式所释放的增长能量将接近极限，继续沿袭这种发展模式，势必带来并且已经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
东莞提出：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指的是从物业收益到产业收益、从劳力增值到智力增值、从外资经济到民本经济、从加工企业到“两自”（自有品牌、自有技术）企业、从过度开发到合理、从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六个转变”。“六个转变”中，东莞人以长篇大论来阐述的，一为经济形态，一为技术形态。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一为大力扶持民营经济，一为奋力向产业链上游转移。此二者，似乎正隐隐相应于东莞与苏州的比较的结果。
为了超越苏州，更主要的是为了超越自己，东莞目前已积极引进了一批国内外的研发机构。在东莞设立研发机构的优势是可以直接与当地庞大的生产群体结合，实现按企业需求研发和研发成果的就地转化。目前外资在东莞设立的高新技术研发机构已接近100家，技术研究人员2000人，每年开发项目超过300个。东莞还计划重点引进一批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机构，以此提高东莞的高新技术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水平。
此外，东莞还准备用5年的时间，引进100名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这100名专家将根据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要，圈定20个重点行业，每一行业中确定5名顶级专家，包括“两院院士”、著名科研院所的学科带头人、高新技术企业、跨国公司等的高水平专家等，纳入东莞的“专家信息库”。对于纳入专家库的百名高精尖人才，将由市政府出面引进。这百名专家引进的方式将非常灵活，可以是调动、挂职，也可以技术入股、咨询指导、合作研究等多种方式，也可以在东莞设立实验室或试验基地。
与此同时，东莞下决心投资20亿元建设“中国著名大学科技城”，使之成为集高新技术制造、研发、科技成果交易转化、技术培训服务于一体的科教与产业结合的创业创新基地。以此为契机，以电子信息技术及其产品为主攻方向，加强与国际著名电脑生产企业的合作，设法引进电脑核心部件的生产，强化区域性产业优势。同时，辅助市内企业加快大型企业研发机构的组建。在大学科技城的建设中，东莞将更侧重形成技术创新的机制和氛围。
据不完全统计，东莞已与国内清华、北大、武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山大学等高校建立了产学研协作关系。而大学科技城也已与上海交大、东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广东机械研究所和葡萄牙塑料与模具中心合作，为企业提供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企业物料计划系统等在内的人才培训及技术后援。
种种迹象表明，东莞在厚积薄发，在谋求倾城之变。而它的意图也非常明显——直指苏州并超越苏州。
苏州隐忧：“东莞模式”走进死胡同？
那么，东莞谋变之后，东莞与苏州的城市口水战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说实话，苏州不容乐观，因为今天的苏州有隐忧。
自从1993年明基首先入驻苏州工业园之后，苏州似乎一夜之间成为了台商投资的热土，导致今天的苏州与往日的东莞何其相似。
也许两地台资在市场定位、经营策略、产业层次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是苏州经济的东莞化趋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场与东莞的城市战争中，苏州的阶段性胜利难掩其隐忧：克隆“东莞模式”最终将苏州的发展拖进死胡同。
先来看一下何谓“东莞模式”？所谓“东莞模式”是这样的：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最大的特点有三：外科手术式植入的、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将其总结为“三外模式”。
外科手术式植入，系指整个制造体系是从外部直接加入到该地区的，而非该地区自己的肌体内自发生长的、与该地区本土的文化、经济有血肉联系的产业体，这种产业体有一个天生特点：像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丰盛就去哪里，而且由于其“蒙古包”是组装式的，迁移起来也很方便容易；外资主导就不用说了，因为中国缺少资金和产业经验，产业投资需要由外资来投入，具体到东莞来说，台资的聚集是其一大特点；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