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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讲话令人感动。与其说是讲话，不如说是一部反映原子弹受害者反对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历史。经过１０年的沉默，在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原子弹受害者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可是，广岛的谨慎派们指责说，让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原子弹受害者站到大会的讲台上，不是只会叫他当众出丑吗？然而，１０年沉默之后，原子弹受害者们终于大胆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他们是不是当众出丑了呢？请听这句：“活着真好！”一位身为原子弹受害者的普通老百姓在得到发言机会后，发出了这句由衷的感概。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仅仅是能在大会上发言这件小事，便使他重新发现了自己曾惨遭蹂躏的生命的意义。而这句话不是又清楚地表明了，那沉默的１０年曾是怎样的１０年吗？在这１０年中，有一次，在发言者的一个朋友，一位在原子弹爆炸中双目失明的老人那儿，来了一位美国通讯社东京分社的社长。他刚好谈及处于对峙状态的朝鲜战争，便对双目失明的原子弹受害者这样问道：“现在如果往朝鲜扔两三枚原子弹，战争一定会结束。你经历过原子弹爆炸，对此有何看法呢？”
这种迟钝的感觉无异于一种堕落！而堕落的尽头极有可能是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最根本的作用之一，就是要对这种危害巨大的堕落发出警告。至少，９年后的今天，不应再有哪位新闻记者面对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失明的受害者这样提问：“在越南用上几枚原子弹战争就会结束，对此您的看法如何呢？”这也是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开展９年来，所完成的对堕落治疗的结果。
面对美国通讯社的分社长，失明的原子弹受害者这样答道：“这二三枚原子弹会结束战争，美国也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可我相信，到那时再没有谁肯相信美国了。”在被强制沉默的广岛，年老的失明的受害者以弱者的智慧进行了抵抗。但几年后，他悄然而逝了。
受害者代表在结束讲话后，又讲了一小段插曲。“昨天，当从京都大会赶来的人们手捧鲜花进入和平公园时，站在广场上的参加三县大会的人们鼓起掌来欢迎他们的到来。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分裂是一定能被克服的……”
我没有看到究竟是怎样一幅情景，但是我想，所有的听众都会从他的讲话中，感受到他对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再次统一的真诚希望。
的确，今年我所见到的和平公园，非常平和、宁静，丝毫感受不到纠纷和矛盾的气息。原子弹爆炸纪念日的早晨，我为了参加纪念典礼坐在草坪上等候。乌云低垂的天空（这天下午忽降骤雨。广岛人都说：“１９年来这种情况只有极少的几次。”好像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远方灰濛濛的山峦，还有群山环绕下的整个广岛，都笼罩在和去年的同一天同一时刻截然不同的静谧里。
原子弹受害者的发言结束后，进行了问答。从整体上说，会场气氛诚挚、恳切。但我发现，大多数问题和在去年的受害者恳谈会上所提的雷同。这些从日本各地聚集到广岛的年轻人虽有热情，但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对原子弹受害者的生活，只有极其有限的常识。这样，刚刚结束发言、满头是汗的原子弹受害者们，又要耐心地重复起多年来重复过多次的基本情况说明。我不禁再次感到，在广岛实在有太多有耐性的人们，而且不是一般的忍耐性……。
其中最有耐性的广岛人之一重藤博士，同去年夏天一样，正在原子病医院处理着从政治到医学的诸多问题。在这两个夏天之间，重藤院长要面对四十七名病人的病逝，同时，在国会对“强化原子弹受害者救护工作”表示关注后，他还要接待保守党派和进步派人士组成的视察团。如果哪位众议院议员指着原子病医院病床上深受病痛之苦的老人问道：“风湿性关节和原子弹爆炸有何关系？”重藤院长会做出怎样地回答呢？如果世界上只有一所医院可以恰当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一定是这所医院在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一人类最初的残酷体验后，任何病症都不能说和原子弹爆炸没有关系。重藤院长也一定是一边移动着那看似笨重的高大身躯，一边对他们进行了如实的说明吧。在今年夏天的大会上，苏联代表团表示要赠送医疗器材。重藤院长马上与对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涉。他从来都超然于那些十分露骨的政治和权术，但一旦有有利于原子病医院和病人们的具体切实的政治口号出现时，重藤院长又从不放过利用它们。院长戏称自己为“脏手帕”，大概就是指这个意思吧。但是，“强化原子弹受害者的救护工作”这一政治课题经过这块脏手帕的“过滤”之后，马上就成为一个有人情味儿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具体计划。重藤院长希望，通过这一“强化”，能把那些在原子弹爆炸中面部受损，变得丑陋而躲在家中１９年的姑娘们解救出来。这样，有良知的医生会为这些姑娘作出恰当的诊断，承认她们不适于参加社会活动，由此便可以给她们以适当的保护。广岛尚有近千个“面部变丑”的人在不受到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家中深居简出，饱受身心痛苦。如果能够制定出切实的救护方针的话，这些人终会下定决心重返社会的。
作为医学家，重藤博士今夏所面临的课题是，死于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病人，其子女死亡的血液障碍问题。重藤院长和这两个夏天之间病逝的、包括那位生下婴儿后死去的１８岁的母亲在内的４７名病人一起，向这个问题又靠近了一步。“第二代人的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问题”是医生和病人都不愿提及的。但重藤院长考虑，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打开法律保护的窗口。虽然博士非常理解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忌讳，也非常担心原子弹受害者能否接受调查人员的善意询问，但他最终还是觉得应该逐一对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进行调查。
打开法律或者国家这扇可靠的保护之窗，是重藤院长面向现实进行思考的基本态度。金井评论委员在提到“和平活动家的宗教战争”时说，“在具体设施及资金问题上，还是保守党政府多多少少地做了些工作，推进了原子弹受害者的救护计划。”事实上真想做出成绩的也是保守党派的议员。我在广岛曾多次听说过一位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略使人难以置信的传闻。但客观上看，他在“强化救护”运动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像重藤院长这样为“强化救护计划”呕心沥血，又坚信不移地认为对原子病医院的投资必将回报给全世界人民的人，在这个时候是多么急需啊，而正是遭受原子弹轰炸后１９年来医治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历史，造就出了像重藤院长这样具有最可贵的人格的人。
对于这段充满困难和苦涩的医疗史，重藤院长计划，在１９６５年迎来２０周年纪念之际，召集从事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治疗工作的医生，重新查阅资料，共同讨论这些对人类说来都是新体验的病例，看看采取的治疗方法是否得当，检讨一下“有无处理不周”之处。同ABCC不同，日本方面所作的治疗和努力并不是在一名领导的率领下统一进行的。因此，必须对此进行综合的反省和检讨。重藤院长认为，作为全面调查的一环，应对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进行血液检查。
以１９６５年为界限，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医疗史加以综合研讨，这一计划与《中国新闻》的金井评论委员所提出的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的１９６５年制定的《原子弹受害情况白皮书》计划异曲同工。它是以医学家的语言诠释的另一份白皮书计划。在广岛勤恳工作的人们，他们的所思所想都集中到同一个计划上，而这正说明了广岛作为“宿命之地”的特质。这些在广岛最恐怖的灾难中劫后余生的人们，这些抱有最诚实的生活态度的真正的广岛式的人们，象孪生子一样，在心灵最深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