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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容许我和肯尼在一起。
连我凶悍的老爸，都对肯尼没辙。
他用了一个办法，带着我和肯尼一起玩。
我们常出去跑步，跑进树林，捡一个旧轮胎，然后在山坡上滚。
老爸还带我们爬树，用玩单杠的方法，从树下直接翻上枝头。
肯尼说老爸是“机器人（Robot Man）”，意思是老爸有用不完的精力。
老爸常带我们玩得腰酸背痛，换来的是肯尼的佩服。老爸说他不能阻止我和肯尼玩，因为这样会伤人自尊，造成我的麻烦。
“既然不能回避，只好主动去改造他！”老爸强调。
我的好友——蓝波（2）
所以每次肯尼来，老爸都会问他功课，也鼓励我去帮肯尼复习。肯尼一学就会，只是他静不下来，没看两页书，就眼睛一转： “我想到一个点子……”
我进史岱文森高中之后，就很少看见肯尼了。但是每次碰到，都发现他又长高、长宽了。远远看他走过来，也不像“瘦竹竿”时代那样一抖一抖地带着邪气，而渐渐有了他老爸的气势。
我搬家的前一天，肯尼来道别，人晒得像黑炭，头几乎顶到我家的门框。他说现在到高尔夫球场打工，正申请附近的大学，就近读书，好多陪陪他的老婆婆。
“你搬走，真是太可惜了！”他捶了我一拳，“附近才搬来一窝正点的妞儿！”
“没想到，以前的小鬼头，一下子蹿这么高。”老爸看着肯尼的背影说，“爸爸那么有钱，自己还出去打工，又知道陪伴老人家。”
老爸转身看着我： “多跟肯尼学学！”
好惨的中文课（1）
· 我现在对自己读写中文的能力十分自豪，但是，提到学中文的往事，真是噩梦一场。
· 我恨死中文！恨死老爸和老妈。
兄妹二人在阿拉斯加的观光火车上也要写中文。被老爸逼得好可怜！ 每一次看见老爸拉
着四岁的妹妹跳舞，我都会想：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情调了？”
记忆中，他从来没跟我跳过舞，甚至没怎么玩过，如果说玩，那就是比赛、上课。
我到现在都记得，三、四岁的时候，卧室门上贴了一张大大的纸，我常在前面罚站。
纸上的画面记不清了，据老妈回忆，那是注音符号，每个符号，都画成一个人、一棵树、一张椅子或一朵花的样子，使我比较容易记。
老妈说，老爸年轻的时候，最没人情了。他出国采访将近一个月，进家门，不把我抱起来亲亲，却喊： “儿子！过来！考考你老子交代的字，背熟了没有？”
大概就在这种所谓的强势教育下，我很小就会背几十首唐诗，会认好几百字，报纸上还登过我的新闻呢！不过，老爸一点也不得意，他说： “小时候背的不算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果然，老爸出国没多久，我的唐诗全还他了。倒是认的中国字，到现在都管用。
从象形文字开始 老爸教中国字，有他一套。
大概因为他学画，所以总用图画的方式教。譬如： 画一棵大树，除了中间的主干，上面左右伸出两根枝子，下面长出两条根，是“木”字。
画一条横线，上面加一小竖，一小横，是“上”。下面加一小竖、一小点，是“下”。
上下合在一起，是“卡”。
又画一横线，上面加个太阳，是“旦”。
太阳上、下加草，太阳落在草里，是“莫”。
“莫”就是“暮”，后来的人糊涂，草下面又加一个日，成了现在的“暮”字。
同样的方法——— 他画一只手，伸在“木”上，是“采”。
然后在“采”左边，加一只手，说是后来的人找麻烦，又加一只手，成了“”。其实“采”，就是“”！ 文字应该愈来愈简化，除非为了精确，何必愈变愈麻烦？ 或许正因此，在台湾早期，充满文化禁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教我认简体字。
才离台，他就教我读中国大陆的“拼音系统”。
奶奶为了这个跟他吵，说他不爱台湾。
他坚持说：十亿人用的工具，你不能不会用。
老爸对了！ 我们哈佛的图书馆，全用拼音系统。上中文课，全用拼音辅助。写历史论文，中国的人名、地名，全根据拼音系统翻译。读的大陆书籍，全用简体字写成。
中文科主任说：“繁体、简体都得会，否则中文再好，也只是半懂！”
中文是奶奶的 虽然，我现在对自己读写中文的能力十分自豪，但是，提到学中文的往事，真是噩梦一场。
我恨死中文！恨死老爸和老妈。
刚到美国的时候，英文都忙不完，老爸却隔天要我交一篇中文作文。
我得默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些老爸摇头摆脑、爱得要死的古文。
我得每个星期六去法拉盛区的“至善中文学校”，上中文。
当窗子外面邻居小孩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居然得一笔一画地写这种麻烦透顶的东西。
很多从中国移民来的同学，都说中国字最笨，从右写到左，一边写，手一边会碰到刚写完的字，弄得脏兮兮！而且你不能边写边看前面写的东西，因为手正好遮在中间。
“最先发明从右向左写的人，一定是左撇子！”我想。
“古人悬腕，没这顾忌！”老爸说。
不管怎么样，我那些老同学，多半都不再写中文。英文多方便！？一个角度，一条线连下去，不知比中文字省多少力气！ 最重要的，是我们平常听的、想的、看的，全是英文。即使在中文学校，下课之后，也用英语交谈。
好惨的中文课（2）
英语，是我们的话。中文，是老爸、老妈和奶奶的！ 谢老师出招 老爸很毒，他看清了这一点，说“一人教之，十人咻之”，效果太差。
他居然不再让我上中文学校，把我送到了谢老师家。跟我一起倒霉的，还有老爸的国画学生敦育蕾和黄嘉宁。
谢济群老师，是老妈在中山女高的同事，当年在台湾就是名牌的国文老师。她人不高，戴着眼镜，说话总是慢慢的，好像从来不会生气的样子。
但是，她的课并不好混。她自己很努力，拼命为学生收集资料，使我们不用功都不成。
好老师就是这样，使你觉得念不好，是对不起她。
谢老师教得很广，从五四运动到老子、庄子。
从苏东坡的《定风波》，到郑愁予的《七月》。
从《世界日报》的中文剪报，到《纽约时报》的专题。
甚至蔡志忠的漫画书，也成了教材。
她会要我们先把英文报上的文章翻成中文，再看中文报上的转载。比比看，谁翻得好。
她也跟我们谈历史、谈中国、谈中国人。
她跟我老爸、老妈很像，骂中国，又至死自认是中国人。在美国十几年，他们从来没有被西方淹没，甚至还有点中国文化的自大。
“韩国华侨子弟，都会中文；东南亚的华侨，虽然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还是有不错的侨教。至于日本华侨的下一代就很难说。美国更甭提了！”老爸常说，“父母一心想变成蓝眼睛、金头发，就算嘴巴不崇洋，小孩也能感觉到。这种家庭，中文怎么可能保存得好？所以中文教育的成败，跟民族自尊心有很大的关系。”
学中文可以赢钱 感谢上帝！自从谢老师接手，老爸就很少再管我中文。
只是，在跑步到树林和湖边的时候，他常要我用中文形容风景。
什么“粼粼”“涟漪”“潋滟”……都是这么学的。
有一次坐在车上，他大发高论，提到一群人“瞎扯淡”，突然灵机一动，说： “‘che dan’赌你一定不会写，写出来输你一百块！”
他输了！ 从此，每次他要赌，出了题目之后，会先盯着我的脸。看我不会的样子，可能叫价五十；看我面有喜色，就只出五块。
我更诈，愈有把握，愈抓耳挠腮，装作不知道，等着他叫高价钱。
我终于开始尝到学中文的好处———赢钱！ 我是推销员 记得小时候，学校每年都会给我们糖。一长条、一长条的巧克力，要多少有多少。
我最爱吃巧克力了。手上拿着好几盒，口水直流，自己却不能享用。别人想吃可以，一条一块钱！ 老师告诉我们，最好的方法是去敲人家大门，然后把盒子举得高高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从附近的天主教小学来。你想要吃一块糖吗？请支持我们的学校！”
卖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