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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
感谢多年来在我游历西藏、进行采访、讨论和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为我提供过各种帮助的朋友，为了避免给他们造成麻烦，这里不能提到他们的姓名，但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肯定无法把这本书奉献给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应该是这本书的共同作者。
序一
今天，西藏的信息几乎被两部政治宣传机器所垄断。一部在北京，另一部在达兰萨拉。由于西藏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封闭状态，其他个人或机构在西藏独立获取信息（尤其是宏观信息）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关注西藏的人大部分只能把两部宣传机器当作主要的信息来源。糟糕的是，那两个来源提供的西藏信息几乎总是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面对这种荒谬状况，解决办法只好是先选择立场，决定站在哪一边，然后就把哪一边提供的信息当作真的去相信，而把另一来源的信息全视为谎言。这种方式不见得是人们愿意为之，实在也是没有别的依据去进行判别。西方社会怀疑并反感共产党国家的宣传机器，所以西方人和西方传媒几乎都相信达赖喇嘛；而那些具有“爱国心”（国家主义立场）的中国人，即使在其他方面反对中共，在西藏问题上却宁愿与中共站在一起。其实若对西藏有稍微深入一点的了解，就会觉得真假的判断并非那样容易。北京和达兰萨拉，两边所说都有真实的成分，同时也都一样存在许多谎言。尽管达赖喇嘛的个人人格值得尊敬，但他的宣传机器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宣传离事实真相之远，与北京实在也是伯仲难分。不过，如果一般的谎言都是说谎者故意骗人，有关西藏的谎言却往往都出于真诚。对中共来讲，它的确是打心眼儿里认为自己有理由夸耀它在西藏的统治，它给西藏投了那么多钱和物资，建设了那么多工程，再说它压迫西藏，它的委屈和愤怒肯定是由衷的；而达赖喇嘛一方对中共的指责，无论在事实上有多少出入，其基本立场的真诚则更可以确信无疑。由此，显出进一步的问题：即使不以“相信谁”去判断西藏问题的是非，而是力图以事实（尽管了解事实非常困难）为根据，也同样存在着立场问题。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标准，同样的事实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一些力图在中共与达赖之间保持公允的学者，他们似乎客观的研究成果却总是被对立的双方各取所需，使他们在事实上违背初衷地成为服务于不同立场的工具，自己的观点反而表现得左右摇摆，捉摸不定，既无法说明西藏的总体状态，也不可能说服对立的双方缩小分歧。实际上，今天的西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中共统治给西藏社会造成灾难性的毁坏，亦为西藏带来在现代意义上的长足发展；──藏人既有保留传统的愿望，亦有实现现代化的渴望，而传统和现代化却往往相互排斥；──一边是西藏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边农村和牧区却保持着千百年如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藏人对汉人的依赖和对汉人的憎恨存在着一个难以思议正比关系；──北京对西藏的政策既强硬又软弱；──汉人在西藏掌握无上的权力，而他们的权力在本质上又往往无效；──一方面大量汉人自发地涌入西藏，另一方面西藏的汉人人心思走，“无人进藏”成为中共治藏的难题；──中共对西藏的统治最宽松之时，反招致藏人更多的不满和国际社会的更多指责；……
同时，还存在着产生于不同立场和评价标准的矛盾：
──西藏究竟历史上就属于中国，还是直到本世纪中才被中共所占领？──未来的西藏应该独立还是归属于中国？──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西藏的民族意愿，哪一个应该是更高标准？──首先是应当使西藏普通百姓有更好的物质生活，还是首先需要争取西藏的民族解放和政治自由，为此不惜流血牺牲？──宗教对西藏社会的作用与价值应该怎样判断，是需要继续置其于社会核心的地位，亦或应该促其淡出西藏的世俗生活？──不管对于中国或是西藏，主权是否值得奉为至高无上，为此而双方你死我活地斗争无休？……
这些矛盾具有如此的根本性，如果研究者把自己的立脚点与这些矛盾置于同一平面，哪怕他的初衷是想公允客观，也难以驾驭和解决如此不相容的矛盾。而一旦陷于这些矛盾，是不可能找到贯穿一致的脉络的，只能被矛盾的双方来回拉扯，最终或是投向一方以解决立场的统一，或是落入无法自圆的分裂。我思考西藏问题，多年一直面临这样的困难。从去除北京和达兰萨拉双方的宣传谎言着手，考察和确认其中的真实成分，却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无法建立一个完整框架，无法统一，只能在上述矛盾中身不由己地来回摇摆。经过长久的困惑，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我们不能将自己置身于那些矛盾之中，把那些对立当作互不相容的独立事物，在它们中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需要超越那些矛盾，站到俯视它们的高度，将它们视为统一体，是同一事物之内的不同侧面，从而对它们进行整体的综观和分析，才能最终找到避免分裂和摇摆的新思路。从这种高度来看，所谓的西藏问题就不再是仅仅属于北京和达兰萨拉的争执与是非。实际上，西藏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的集中反映，是一个合并了各种矛盾的典型“病灶”。这个认识使我多年一直寻找不到的贯穿脉络随之在纷纭的历史迷团中显现出来。沿着那条脉络梳理下去，上述那些似乎无法自拔的矛盾分歧便有了一个可以依托的整体框架，有了进行统一认识和解释的基础。在这本书里，我就试图以这种新的视角，利用新的框架，对西藏问题进行一次重新认识和解释。
二
我没有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本学术著作。在我来看，西藏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基本认识，而不是考证局部与细节。如果连基本认识都不正确，再精确的考证也会成为“假帐真算”。基本认识不能仅从资料和文献里得到，更重要的来源应该是经验──即对西藏的亲身经历和体验。那不仅因为经验本身最为真实，还因为经验能够帮助人在众说纷纭的西藏资料中辨别方向。文献和资料无疑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但是没有经验作为依据，目前的西藏文献和资料经常是无法使用，因为它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大量矛盾，往往到了荒谬的地步。以西藏（西藏自治区）目前到底有多少汉人为例，达赖喇嘛1987年宣布的是，不包括军队，西藏自治区的汉人数量已经超过了一百九十万藏人 。这说法在各种国际场合被引用，似乎已经具有权威性。而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1987年西藏自治区的汉人总数仅为7。88万 ，二者相差24倍。对两个数字，应该相信哪个，怎么确定？人口本该是最清楚的数字，都能差到这种程度，那些早已随风而逝不可再现的历史和公案，又会怎样呢？除了人为的有意歪曲，西藏资料的混乱也出于没有可信的统计。达赖时期的西藏不必说，数字的含混和矛盾让人常常感觉是随心所欲的产物。即使在共产党统治西藏后，引进了更有效的管理技术和文牍体系，数字混乱也照样让人吃惊。以官方宣布的藏族干部数字为例：1980年7月，西藏自治区官员向采访者提供的数字是47000人，几周之后，同样的官员向另外一批采访者提供的数字是33000人；1981年，在同一个月的《北京周报》上，这个数字一次被公布为27000人，一次被公布为36000人；1982年的官方报纸上，这个数字又变成29000人 。照理说手下有多少干部应该是执政者掌握的基本数字，因此应该是所有数字中最清楚的。80年代中共接管西藏政权已经20年，基本数字仍如此混乱，可想别的数字更需要仔细甄别。加上西藏有是一个具有神话传统的地方。那里特定的生活环境形成信息传递的口头性，在口口相传中加进每个人的想象，常常是传不了几个人，一个消息就成了故事。我在黄河漂流时，到鄂陵湖边的一个藏民帐房喝茶。鄂陵湖是黄河流经的高原大湖。主人讲起一个黄河考察队船刚刚在鄂陵湖上沉没。我知道那个考察队，而且和开船的回族小伙子有过交情，因此非常震惊。主人绘声绘色描述了沉船细节──船在湖上快速疾驶，湖下有一座山尖似刀的石山，船像鱼一样被山尖剖开了肚子，又像箭一样扎进水下。听完他的描述，我实在担心我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