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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完全不赞成这个演说的提议。尤其是和中国联盟并且把国防责任交付给中国这一点。让中国人有权力在西藏安兵置屯，就表示我们并不要完全独立。……我要说如果我们不为争取完全独立而战斗，人民会逐渐丧失这个希望。这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却没有因而给西藏人带来一点利益。我不认为支持独立斗争会给西藏局势带来任何不良的影响。我不相信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制止大批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家乡落籍。
流亡藏人内部对斯特拉斯堡方案的反对使达赖喇嘛受到极大压力，他最终在1991年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除了因为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他在流亡藏人内部遭受的强烈反对大概也不无关系。达赖喇嘛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必须以理性和妥协的姿态才能使处弱势的西藏在与北京谈判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及流亡者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尤其后者不仅是信仰和道义的问题，还有很多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例如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方案中对北京所做的“退步”，是把西藏独立变为西藏高度自治，但自治的范围是“所有藏人居住区”──即大西藏。对北京来讲，那哪里是“退步”，即使在五十年代达赖没有出走以前，《十七条协议》给他的治理范围也不过是西藏自治区（很长时间还不包括昌都地区）。甚至在清朝和民国，达赖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出卫藏。现在他一无所有地回来，要的领土竟然比原来还多一倍！北京对这种“妥协”不予理睬是不奇怪的。从现实出发，比较明智的策略是，达赖喇嘛应该先以他流亡之前的状况作为谈判基础，或像有人建议的那样重新回到《十七条协议》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第一步是争取回到西藏，实现卫藏──即西藏自治区的自治。等到有了立足之地和政治实体后，再根据中国社会的变化，掌握时机，利用国际舆论和国际力量，继而图谋大西藏范围的自治，最后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甚至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要先回西藏，为此就不应该把起点定得太高，否则是不可能取得现实进展的。这本是常识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达赖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还有相当比例来自安多和康区。五十年代对中共的武装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反抗战士和百姓为了躲避中共军队的围剿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45个议席，其中30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10个议席 ，那么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议会难以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无论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皆说不过去。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达赖喇嘛也有一个自己设的“局”。为了增强流亡阵营的战斗意志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他必须把中共描绘成彻头彻尾的魔鬼。那形象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也许合适，但到邓小平时代，中共已经大大改善了西藏政策，达兰萨拉的宣传口径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反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推行人权政策，为了获得西方国家对西藏的更多支持，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变本加厉地攻击中共，包括有意进行错误导向和胡编乱造地指控，这种宣传政策无疑受到了达赖喇嘛的宽容，因为在他自己发表的各种言论中，也同样看不到对中共改善西藏状况的正面肯定。在双方宣传机器互相攻击的谩骂性气氛中，是不可能导致建设性谈判的，反而使北京产生“好心不得好报”的恼怒，失去与流亡藏人打交道的耐心。既然怎么都不得好，干脆我行我素。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是达赖喇嘛的成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使他陷身其中的“局”──既然全世界都在为西藏说话，他作为西藏的精神领袖与西藏流亡者的政治领袖，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国际社会的“好意”和期望去表演。那虽然会博得喝彩，树立更高的道德形象和取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对解决实质问题却不一定有益，反而会使他越来越无法改变形象和采取现实策略，与中共的距离只能越来越远。几十年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的目标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他们所接受的关于西藏历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国描述为残暴的侵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教育有必要和成功的一面，使海外出生的藏人奋勇接过西藏解放之旗，而没有因为时间流逝和远离西藏本土失去对故乡的关怀。但是在需要与北京进行更为灵活的谈判时，妥协和退让的余地却会因此变得很小。受过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一代又不像传统藏人那样迷信达赖喇嘛的权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达赖喇嘛提出批评，甚至对他的神圣地位进行质疑。伦敦“西藏基金会”的主任平措旺杰就曾公开对西方记者抱怨藏人对达赖喇嘛过份崇拜，认为应该是觉醒的时候了。
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什么都知道。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他是神，所以他不会犯错。我可不信这一套。我是佛教徒，没错。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我常常对我的同胞说，达赖喇嘛变老了。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菩萨的化身？……同样的，当他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问这些问题。当他犯错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
年轻一代宁可与中国人战斗到底，直到彻底解放西藏，实现西藏独立。他们反对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不接受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义。“西藏青年大会”的扎西南杰提到非暴力主义的时候，否定的口气十分强烈。
达赖喇嘛的建议非常不好。他说他是慈悲佛。我可不是。达赖喇嘛追求幸福，不只是为了西藏人的幸福，更为全体人类谋幸福。他谈没有国界，没有护照，没有警察的世界。他相信这种事情。我们可不，我们不能用相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很真诚。我们不能说：“既然达赖喇嘛不怨恨中国人，我们也不怨恨中国人。”不。相反地，我们非常痛恨中国入。我们痛恨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祸害的根源。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睡觉的。
甚至连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活佛也赞成使用暴力把中国人赶出西藏。
非常难以想象中国人会洒脱地自己离去。除非是我们使用这个（他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机的手势）。您知道达赖喇嘛提出了他的计划。他扮演的是慈悲的红脸。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是通情达理的。他在这上面付出了无比的精神心血。他尽可能地和中国人妥协。可是我不认为中国人有这种智慧去了解。因此我们必须要使用某些方法才能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所认识的唯一压力就是暴力……我们必须要制造流血事件。……我们应该做些不让达赖喇嘛知道的事。他不能够知道。他是在暴力之外。不过，您知道，我们生存在一个痛苦的世界里。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感到痛。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了解。我想中国人只听得懂暴力的语言。
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认可恐怖主义，是因为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途径去想象几百万藏人如何可以战胜十多亿汉人和他们的三百万军队。恐怖活动可以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一方面，“这样可以使中国人心惊肉跳，可以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 ；另一方面，恐怖活动容易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当某些西方人表示，如果流亡藏人听从达赖喇嘛的主张，放弃使用暴力，会比较容易得到西方各国政府对西藏合法要求的正式支持。流亡藏人的回答是：
当阿拉法特杀人、制造恐怖的时候，各国政府争相与他会晤。他由此而得到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阿富汗的游击队也是一样。当他们到伦敦的时候，他们被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