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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在拉萨的中国使团和七个月后我所率的使团之间，差别非常悬殊！他们在拉萨停留的四个半月期间只会见过达赖喇嘛两次。为了弄清其是否身藏武器，每个成员都遭到无礼的搜身。进行搜身的时候，他们在罗布林卡等了两个小时，然后才被引到达赖跟前，通过翻译进行交谈。我刚一到，索本（膳食主管）即给我们两人端来酥油茶。在拜访和接见一般西藏人的时候，佣人总是站在后面，你什么时候喝，他就什么时候给你倒。但是达赖喇嘛要我们单独在一起，而且不要浪费时间。所以索本总是一倒完茶就走开。为了遵守西藏的礼貌，我呷了两口，于是我们两人谁也不再喝：我们两人都全神贯注于我们的讨论之中了。因此，我们完全单独在一起，没有第三者的干扰。我们以后的多次谈话涉及到许多国家、许多议题，甚至比在大吉岭时还要多，因为这时我对西藏的了解远比过去多，而且现在是在全西藏的心脏拉萨。我们经常交谈一小时左右。我从房门出来的时候，在二十码内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坐在长廊的尽头一起聊天。当我走过走廊的时候，他们就会起立，向我投以友好的微笑，似乎是在说：“这就是直接同我们的达赖喇嘛谈话的人，而且只有他们俩人在一起。”
贝尔所提的中国代表团，就是回来转达了十三世达赖“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之谈话的甘肃省代表团。由此可以看出，即便达赖对两头都是“以虚与之周旋”，态度也有明显不同。十三世达赖喇嘛重新靠拢中国，大部分是迫于无奈，而谈不上什么“拥护祖国统一”。他的内心深处应该是巴不得中国陷入四分五裂，永远不要统一和强大的。贝尔描述过另一个细节，当十三世达赖听到日本已经向中国使用军事手段施加压力的时候，“他的脸上闪耀着愉快的神情” 。十三世达赖没有活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一天，否则那对他一定是值得庆祝的节日。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西藏很可能在民国时期就会重新被汉人军队重新占领，而不是非等到共产党时期。即使在与日本交战时，蒋介石也曾强硬地表示要派军队进藏，要求“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飞机轰炸” ，并真地在青康方面对西藏作了军事部署。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33年年底逝世，享年57岁。他执政37年，领导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西藏独立的事业。他的死使中国看到了利用和平手段重返西藏的契机。1934年，以吊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义，民国政府派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专使进藏。那是1912年中国人被逐出西藏以来中国第一次大员进藏。黄慕松模仿清朝驻藏大臣，走四川到西藏的传统路线，仪容仪式也甚讲排场，力图唤起西藏人对中国统治的回忆。在黄慕松使藏日记中，记载了他在拉萨参加典礼时的队列：
一、 马队三十骑；二、 仪仗全副；三、 军乐队一班；四、 僧俗官四员领导；五、 彩亭，中置玉册玉印，外用黄皱纱围绕，遍扎彩球，国旗党旗交叉于前，四人肩舁；六、 郭队长率卫士四人护亭；七、 专使乘大轿；八、 全体职员乘马；九、 卫士十人。
不过他能做的也就限于摆摆场面，中国和西藏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实际进展。据他记述，他带去与西藏谈判的中国立场是：
甲、请西藏首先认定之前提二点：一、 西藏当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二、 西藏服从中央。乙、对西藏政治制度之声明：一、 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维护及发扬。二、 保持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可许西藏自治，于西藏自治权限范围之内之行政，中央可勿干预。其在对外，则必共同一致，凡关于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应归中央政府掌理，如：（一） 外交应归中央主持。（二） 国防应归中央筹划。（三） 交通应归中央设施。（四） 西藏重要官吏经西藏自治政府选定后，应呈请中央分别加以任命。丙、中央既许可西藏自治，则为完整国家之领土主权计，自应派遣大员，常川驻藏，代表中央，一面执行国家行政，一面指导地方自治。
对比可知，以上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也是后来共产党与西藏谈判“和平解放”的基础。西藏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是因为共产党的大军已经挺进西藏，它别无选择。而国民党政府仅仅靠仪仗队的威严是吓不住西藏人的。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18年间，履行摄政职能的西藏政府基本保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方针，一方面虚与委蛇地对中国进行口头迎合，另一方面坚定地保持西藏实质上的独立。他们对黄慕松表示，“与英人来往，纯为一种交际，西藏不能独立，惟中国可靠，但办事步骤，不宜过急” ，口径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如出一辙，就是不对具体问题作承诺，反过来全是要求从中国得到好处。最终黄慕松无功而返，其使藏成果是在拉萨留下了一部电台和一个联络机构。西藏政府随后照样同意了英国人也在拉萨设立电台和代办处，此举足见其玩弄平衡的意图。黄将军返回内地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主管西藏事务。他把重新控制西藏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正在内地流亡的九世班禅喇嘛身上。西藏之所以产生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并存的制度，功能之一就是在达赖去世时，班禅可以继续履行宗教领袖的职能，不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