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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藏噶厦没有懂军事的人。它那些没有军事素养，没有经过训练，没有作战经验，没有正规编制，没有精良装备，没有后勤保障的老弱残兵，不应该与经验丰富、兵强马壮的共产党军队搞阵地战。他们应该主动放弃金沙江防线，把我们入藏部队放进去，集中优势兵力打后勤，阻我后撤，让天然的地理气候条件发挥作用，让入藏部队自行毁灭。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入藏军队，何愁西藏守不住？
确实，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进行人与人的战争，西藏无论如何是不成对手的。噶厦政府在战略上的不明智，关键就在于企图与中共进行人对人的战争，而不是把西藏的天作为抵抗的主力。西藏的天是西藏人的朋友和同盟者，却是中共军队的大敌。在后来藏军主力被消灭，中共军队进藏已无军事抵抗，仅面对西藏的天，其进藏的艰苦程度还被形容为“第二次长征”。长征是三十年代中共红军在江西根据地失败以后历时二年的一次突围逃亡（后来才打起“北上抗日”旗号），前有堵截，后有追击，行程二万五千里，从开始的三十万人，最后只剩三万人，坚苦卓绝。参加过长征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对进军西藏的总结是：“进军西藏和红军北上抗日所经受的艰苦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想西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给中国军队带来多大困难。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熟悉地理，善于隐蔽，有骑兵的机动性和号令群众坚壁清野的可能，如果不是早早地在决战中把自己的实力消耗一空，保存一定有生力量与战斗意志，采取堵截、骚扰、各个击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肯定可以给进藏的中共解放军增加更大的困难与伤亡。尤其是应当避免正面作战，主要以中共军队的后勤供应线为攻击目标。西藏人口稀少，不毛之地多，中共军队孤军入藏，失去其在中国内地擅长的“取之于民”补给方式（无民可取亦无物可取），军队补给的主要物资只能来自中国内地，因此必须有一条漫长的后勤供应线跟在部队后面。随着深入西藏，后勤线将越拉越长，防卫必然脆弱，更容易被打断。对大部队而言，后勤断则不战自垮。本来只能勉力对付西藏之“天”的中共军队，再加上一分“人”的敌手，其进藏是否有会阶段性的破产就成了未定之数。那时，西藏手里的牌就将多一些，加上中共当时又陷入了朝鲜战争，西藏获得更多的选择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惜的是，西藏当时没有采取适合自己的战略，反而把主力部队调往昌都远迎中共军队，等于帮助中共军队在作战期间把后勤线大大缩短，而且其后勤线皆在其可以免受攻击的控制区内（当时的金沙江以东的康区已被中共“解放”）。中共军队充分利用西藏把藏军主力送上门的机会，制定了“一口吃掉”的作战方案。一方面，从正面向固守金沙江一线和昌都地区的藏军发动缓慢进攻，不将其击溃，牵制藏军，使其举棋不定，不至于向西藏纵深回逃；另一方面，秘密调动主力部队向藏军后方迂回包抄，断其退路，完成对藏军的合围，将其一举全部歼灭，从而达到消灭藏军主力、瓦解西藏抵抗意志、迫使西藏当局归顺的目的。开始于1950年10月6日的昌都战役基本顺利地实现了中共军队的作战意图。不到万人的藏军在几百公里的宽大正面组织防御，间隙很大。中共军队的迂回部队分多路渡江。藏军通讯落后，难以把中共军队的行动迅速上报指挥中心，形成明确判断。直到各处失败溃退到昌都的藏军官兵不断带回战败与伤亡的消息，表明战祸即将降临昌都，面对这种形势，驻守昌都的藏军司令阿沛·阿旺晋美多次与拉萨噶厦政府联系，请求将指挥部后撤到洛隆宗。10月15日，阿沛的侍卫官错果再一次通过无线电台与噶厦的侍卫官都然娃进行口头交涉，这次交涉在西藏社会中成为一次著名的对话：
错果对都然娃说：“请注意，我们已（用密电码向拉萨方面）发去了3封急电，尚未收到一句答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我们来说，我们深知自己处境困难，因而对我们来说一分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您不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将无所适从。”对此，都然娃答复说：“此刻正是噶厦官员们举行郊宴的时候，他们全都参加郊宴去了，你们发来的密码电报正在加以翻译解读，了解电报内容之后我们就给你们复电。”错果对都然娃的答复感到恼怒，毫无顾忌地带着西藏式的绝交口吻气愤他说：“让他们的郊宴见鬼去吧！尽管我们受阻于此，西藏受到外来威胁，而且我们的命运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改变，但是你还在那里胡扯什么郊宴。”
如果藏军早些回撤，也许还能多保持一些实力。但当时西藏的决策者谁也不想对撤出昌都的决定负责任。以往西藏总是能人算不如天算地渡过种种危机，依然幻想着神助的噶伦们带着侥幸心理照常参加郊宴，以避免面对昌都的告急。而驻守昌都的阿沛本人，虽然亦为噶伦之一，也不希望由自己承担放弃昌都的声名，呆在昌都消极等待拉萨指示。一直拖到10月17日，阿沛才不得不决定撤退，然而那时已经失掉时机，中共解放军以惊人的速度昼夜兼程地完成了合围，刚好抢在藏军前面。除了少量藏军骑兵逃离，藏军主力退路被断。阿沛·阿旺晋美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知道继续抵抗已经无效，只得下令缴械投降。历时两周的昌都战役结束，占整个西藏正规军实力三分之二的昌都守军被全歼，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一批军官及2700多士兵被俘，昌都、类乌齐、宁静等大片地区被解放军占领，通往拉萨大路的门户洞开。西藏武装抵抗中共进藏的能力基本就此瓦解。昌都一役使西藏丧失了可以凭借的军事资本。拉萨企望的外国干涉却如水中捞月。英美等西方国家除了口头表示同情，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最希望西藏保持独立地位的无疑是印度，但是权衡利弊，它也不愿意为此与强大好斗的共产党中国成为敌人。西藏陷入绝境。然而这种内外交困并没有使西藏上层得到足够清醒，他们反而把西藏的命运完全押到神佑之上。昌都战役之前，噶厦政府就是以卜卦抽签的办法决定应该让哪些人出使国外去求援，以及谁适于去哪个方向，理由是这种出使对西藏的命运特别重要，因此必须要由神来指定 。昌都战役失败后，西藏不得不同意与中共方面谈判，并答应了中共提出的谈判前提——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使当时逗留在新德里的西藏特使有了与中共使馆进行接触的基础。当双方已经商定次日在中国使馆举行午餐会时，刚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要求对此举行一次问卦仪式，结果得到的神谕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会给西藏带来危害。于是拉萨急电通知西藏代表团取消先前的决定，而那时，中共使馆的汽车已经停在西藏代表团门外，准备接西藏代表前去参加约好的午餐会了。西藏代表团好不容易圆了场，并按照拉萨的指令去北京谈判，中共大使馆亦帮助他们做好了一切去北京的准备，结果出发前又收到了拉萨命令他们取消计划的电报，因为在罗布林卡举行的再一次抽签问卦显示，不应派遣西藏特使去北京。 对此类种种可笑的行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后来也承认：“认为我们只需要祈祷，勿需作任何人为努力就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这一信念是知识有限所造成的，从这点来看，宗教感情实际上成了障碍。”事实上，不到十六岁的达赖喇嘛在西藏失败的昌都战役后提前亲政，取代达扎摄政，也是在“神”的指点下实现的。 约翰·F·艾夫唐在他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这样描写：
甘丹曲均被召到了罗布林卡，正式进行了一次降神作法。保护神附身于他之后，他从坐着的位子上站了起来，大声嘶叫，浑身急剧抖动。侍从们立即将降神作法用的头盔戴在他头上，紧紧地在他下巴下面系好带子，曲均走到达赖喇嘛的宝座跟前，献了一条长长的白色哈达，然后就回到座位上坐下了。当向这位请教的时候来临时，众噶伦毕恭毕敬地寻求指导，一位秘书拿着一幅卷轴，念着写在上面的正式请求。曲均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