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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难“统战”
“统战”（统一战线）是中共政治术语中一个专有词汇。早在俄国革命时期，列宁就为共产党人制定了这样的策略：“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毛泽东把这种实用主义策略发展到极致程度，不但创造出“统战”这样一个政治术语，还在中共内部设立了专门的“统战”机构（称为“统战部”），并将“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合称为保证中共胜利的“三大法宝”。我在写这一节时，由于记不得所谓“三大法宝”的其他两“宝”是什么，打了一连串电话询问我认为有可能知道的人。有意思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跟我一样，记不住另两“宝”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能立刻说出“统一战线”来。从这个小插曲，可以看出“统战”在中共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力。中共在五十年代解决西藏问题，除了一开始打了昌都战役，摧毁了西藏的军事力量和抵抗信心之外，后来一直是以“统战”为主要手段的──即以怀柔政策，争取西藏上层的合作，最终达到在西藏确立中国主权的目的。这种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中国古代兵法一直被置于“上上”地位。中共与阿沛率领的西藏代表团签定了《十七条协议》之后，毛泽东立刻派遣当时的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西藏。张经武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参加过北伐战争，1930年加入中共，1932年在瑞金任中共红军军事教导团团长，红军长征时为毛泽东身边的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属中共元老级人物，亦是毛的心腹。张经武当时进藏的首要任务就是“统战”。在离开北京赴藏之前，据说张经武专门就一个问题向毛泽东做了请示——要不要给达赖磕头？毛泽东的回答是，达赖要他磕他就磕。据说毛还笑着补充说：“不外乎磕个头嘛，这有什么？为了全西藏人民的解放，你就给他磕个头有什么关系？” 这段小故事是后来中共西藏军区一位作家在他的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书中透露的。不管是否属实，的确可以表现出毛泽东为达到目的能屈能伸的风格。一方面，张经武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和礼物，绕道印度奔赴亚东去“统战”达赖，劝说他返回拉萨，接受《十七条协议》；另一方面，向拉萨进军的中共军队以优良的军纪努力解除西藏老百姓的恐惧。以十八军进藏前制定的《进军守则》为例，有关爱民和尊重西藏风俗方面的条例占了绝大部分（在共34条中占19条）。这里摘录下来，可以看出其用心之良苦：
……十、战斗期间不住民房、不借民物；……十二、在康藏地区一律以银圆和藏洋为主要通货，严禁使用人民币；十三、不论部队机关，一律不准派用“乌拉”；……十六、在康藏地区只准按照工委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宣传，不得宣传土地改革、不得宣传阶级斗争；……十八、藏人送礼可收其一：“哈达”或其他轻微礼物，并应回敬“哈达”，即其他适当的礼物；十九、藏人礼节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们可以点头答礼，不得因好奇而嘲笑；……二十一、藏人爱在温泉洗澡，男女不分，我军人员决不要参插其中；二十二、藏人请吃东西，要少吃，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二十三、和藏人接触，不可问哪个是哪个的老婆，更不要打藏人的家狗；二十四、要切实尊重藏民风俗习惯，做到与藏民融洽无间，必须克服嫌藏民脏、厌恶情绪；二十五、对土司头人要尊重，既要反对看不惯和厌恶不满情绪，也要防止单纯团结上层，不积极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现象；二十六、对于民兵、僧民武装，要大力进行政治争取，尽量避免与之作战，争取无效时则坚决歼灭之；二十七、对俘虏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物，不动其“神诰”和吃肉用的小刀，伤虏要给予安慰治疗，藏兵尸体要动员群众按当地风俗妥为安葬；二十八、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及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或对宗教不满的言论；二十九、未经同意不住寺庙，不住经堂；三十、战时严禁借住或参观喇嘛寺庙。平时如欲参观，必须先行接洽，在参观时不得随便迫不及待摸佛像，不得吐痰放屁；三十一、如有喇嘛要求参军，概不收留，并应妥为劝说，送回寺院；三十二、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打鹰雕、宰杀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游逛，更不得随意打枪；三十三、藏区旧有之行政人员如不反对我军，可继续任职，如已逃亡，则尽量争取回来……
正像后来当了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十八军指挥员阴法唐所说：“虽然那时和西藏老百姓语言不通，但是你给他的水缸里打满了水，把他的院子扫干净，他总会明白你是在给他做好事吧！”进藏中共军队的模范军纪给沿路西藏百姓留下了“仁义之师”的印象，并通过他们广为传播。中共军队到达拉萨后，为了避免扰民，严令只有持警备司令部通行证者才得进城，并且禁止参观布达拉宫和三大寺 。当时中共对西藏的经营主要立足与西藏上层合作，除了西藏政权依然归属噶厦政府，中共在西藏设立的各种机构，也大量吸收西藏上层人士。昌都是中共通过军事胜利占领的地方，但是在具有政权性质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九个副主任中的七个由藏人担当，其中只有一个藏人是共产党，另外六个都是当地上层人士；委员会中的35名委员基本都是上层人士；下属的12个宗“解放委员会”，有汉人官员14人，藏人官员154人，所有藏人官员均系上层人士 。当年西藏中共工委的统战部长陈竞波还提供了这样的数字：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中上层人物（含主要土司头人）约6000余人，（其中四品官205人，五品以下的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了2163人，尚有3400人未安排，计划在1960年全部予以安排。
中共刚进藏的几年被有些研究者视为北京与拉萨的“蜜月”。当美国抵制西藏的羊毛出口时，西藏四百多家羊毛商积压了两年多的羊毛，全部被北京在西藏成立的国营贸易公司以三倍于当时市价收买，总值四百多亿元（旧币） 。汉人干部以其公正、自律、平易待人受到普通藏人的欢迎。中共解放军靠开荒解决自己的粮食副食，平抑通货膨胀，减轻西藏负担。当时的“蜜月”，可以从达赖喇嘛1954年在北京为毛泽东写的一首诗中得到反映：
啊！毛主席！您的光辉和业绩像创世主大梵天和众敬王一样，
只有从无数的善行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位领袖，他像太阳普照大地。
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样宝贵，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远及天涯。
1954年、中共邀请达赖与班禅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特地指示“达赖来京，张经武必须同行，妥为照护……保证达赖途中绝对安全” 。张经武当时对外保持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对内任中共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