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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天”
邓小平上台，改变了中共统治中国的基本方针，放弃了意识形态教条和阶级斗争，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治国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之上。这种改变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其巨大，西藏社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毛泽东时代，中共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体性，使西藏下层社会从上层社会的控制下分离出来，成为其在西藏的同盟者。邓小平放弃阶级路线，对人而言是好事，从中共统治西藏的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必然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随着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事事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对中共已经没有用处，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职位和地位（包括特权），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在经济相对活跃的中国内地，公社解散后的生产队干部虽然也得自谋出路，但他们凭着过去积累的社会关系，不少人发财致富照样走在前面，保持着出人头地的地位。西藏的生产队干部却和当地老百姓一样，被自然经济所封闭，以往的资历没留下任何优势。根据西藏中共党委组织部的调查，当年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最贫困阶层。除此之外，他们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还承担着被同族人视为叛徒的重负。他们遭到中共遗忘和冷落，不但不会得到同情，反而成为乡亲们的笑柄。他们凄凉的下场成为对藏人的告诫──这就是跟着中共的下场。邓小平推行农村经济改革，基本方法是以化公为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把原本属于公社的土地和牲畜以“大包干”形式分给农牧民，的确可以使农牧生产得到很大提高。但是这付灵丹妙药也带来一个共生的结果──贫富分化。1986年到1988年，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作为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允许进入西藏进行长期研究的西方学者，在西藏西部牧区的帕拉乡进行了16个月的调查，其研究也包括了改革政策导致的贫富分化状况。
1981年，所有的帕拉牧民几乎同时起步，人均占有牲畜至少39头。而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牲畜数量增多了，另外一部分的则明显减少，又出现了贫穷和富有的牧民。每人占有的牲畜量以0到154头不等……l981年， 88％的家庭每人占有30…49头牲畜，而到1988年只有37％的家有那么多。而且，1981年没有少于30头牲口的家庭，1988年已有38％的家低于那个数字。1981年，只有12％的家庭有50头以上的牲畜，1988年已达到25％。1988年，10％的家庭有90头以上的牲畜。这种经济分化的结果是， 1988年帕拉16％较富的人拥有33％的牲畜，而较穷的33％的人口只拥有17％的牲畜。1981年，公社划定的生活标准和牲畜的平均分配，缩小了这个地区旧社会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但是，过去的7年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导致了牲畜逐渐集中到一小部分新富起来的家庭，再次出现了一个几乎没有牲畜的家庭阶层。这些“新穷人”靠给富有的牧民干活维持基本生活。一些新富人现在像旧社会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规律地雇用牧民、挤奶工、以及仆人……也有短期的零活。如纺羊毛，梳理山羊绒，屠宰牲畜，修剪草坪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帕拉新的经济政策尤其使从前较富的阶层受益，比如，那些在文革中财产被没收或是遭到严重歧视的人。现在拥有70头以上牲畜的6户人家中，4户（66％）属于这个阶层。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虽然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也过得很好。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