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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于大张旗鼓地宣传墨脱实现了通车，并为庆祝这个共产党的光辉功绩举行了盛大通车典礼。然而只有一辆车开了进去，造价昂贵的公路随之又被泥石流和塌方阻断。1996年我去西藏时，开进墨脱的那辆汽车还被困在里面没有出来，成为当地人的笑谈。西藏的公路，除了青藏公路和拉萨到加德满都之间的“中尼友好公路”路况较好（后者进入喜马拉雅山脉以后也是危险重重）之外，即使是在地图上标志为干线的公路，许多部分也不过是草原上压出的车辙而已，从来无人养护。至于县城以下的乡村牧场，路的条件就更差，主要交通仍然只能靠畜力和人的两脚。西藏的“天”使得修筑公路和保养公路的花费如此巨大，而经济回报又如此之少，以至在比较重实利的邓小平时代，西藏的公路建设几乎陷于停顿。从1980年到1994年15年间，西藏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291公里 ，平均每年不到20公里。以这样的进度，如何指望靠交通发展带动西藏农村的现代化呢？其实，即使修通再多的道路，能否因此而实现西藏乡村的现代化，依然是个疑问。如果你曾经在西藏那些脱离主干线的分支公路上行过车，你就会发现常常是跑一天见不到几辆车。那些公路的利用率实在是低得不能再低。交通的发展，主要驱动力应该是来自市场经济的需要。西藏乡村牧区至今保持着典型的自然经济状态，自给自足。“牛羊生态”的牧区自不必说，然而相比之下，西藏的农区甚至更不需要交换。牧区至少需要从农区获得粮食，农区却因为农牧业并举，粮食、肉类、奶制品、纺织原料等一应俱全，几乎什么都不需要从外面获得。中共以前，西藏农牧区之间还有一种传统的交换──每年藏北牧区和藏东南农区进行一次民间的“盐粮交换”，即牧区人把产于藏北的食盐用牛羊驮运到农区交换青稞。但是中共执政后，实行了由政府对农牧区分别供应盐粮，并且实行价格补贴，连那唯一的交换也因此变得没有必要了。有学者这样分析西藏乡村无法产生商品经济的原因 ：产生商品经济的第一条件是有相当份额的剩余产品，西藏由于地理、气候和资源的限制，决定了剩余产品是比较有限的（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送进了寺庙）；第二条件是大规模社会分工产生广泛的交换需要，而西藏除了农牧分工，其余都属小范围内的自然分工，靠物物简单交换就可以满足；还有一个条件是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密度。西藏（自治区）二百多万人口散布于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最低的日土县，平均12。5平方公里的面积才有一个人 ，人口稀疏到这种程度，已经足以抵消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的企图，更别说发达、频繁的商品贸易。西藏的官员这样感慨，如果西藏的问题仅仅是没有技术或者没有资金，那都不难解决，都可以从外面引进，而唯有市场是不可引进的，西藏的问题恰恰就在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在今天这个以市场为核心的世界，如何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呢？所以，尽管西藏公路沿线的农区开始显示了现代化迹象，城市附近的农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现代化程度，却不能说明西藏农区在整体上存在现代化的可能。甚至在藏北纯牧区的公路沿线，也能看到戴鸡冠帽的喇嘛围聚路边打台球的景象，那当然不是现代化。就像有些农牧民现在开始购买洗衣机，但不是为了洗衣服，而是他们发现洗衣机可以用来打酥油，比人工打酥油省力又省时 。这个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西藏农牧区出现的现代化迹象的注解。我并不是说藏人自身没有现代化的愿望。即使是在最偏僻的草原上，那里的牧民谈起用机械代替人剪羊毛、挤牛奶的话题也会表现出强烈的神而往之。如果能够住进有煤气、暖气，可以洗热水澡的房子，虽然他们现在还不能很清楚地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情况，但他们肯定也不会宁愿继续以牛粪为燃料也拒绝过那样的生活。在藏族社会学家格勒发现的案例中，已经有个别牧民卖掉全部牲畜，举家搬到藏东城市昌都开始过城市生活的现象。问题就在这里，他们的代价必须是放弃原来的生活。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角度看，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上生活，只有遵循在千年“天人合一”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要想改变这一点，除非藏人整体迁移出所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那是占总面积86。1％的西藏高原主体，集中到几条较低海拔的狭窄河谷中去从事纯农业，或是集中到与海拔高低无关的城市和企业，去从事商业、金融、矿业、能源工业和制造业。那倒是会使西藏社会有了现代化的可能，代价是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高原除了少量“点”和“线”，整体上成为无人区，除了探险队再无人光顾。西藏作为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那时将不复存在，藏文明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3、远离利润与效率
有人曾这样假设：
假使西藏大高原的河谷平原极广，气候又温和多雨，货物的运输亦不十分困难，则喇嘛的统治决不能持久，喇嘛教亦难狂热地被人拥护而能持久不衰，喇嘛僧侣亦决不会有如此众多，因为求财是人类最普遍的欲望，假使西藏人——广义人——求财的状况并不瘠薄困苦，可以活动的部门亦不少，状况之可以生活，不说可与欧洲比较，只须与平均人类可住之地比较，假使西藏大高原的生活状况有如此优胜，而其居民之从事于各种求财的活动又极合理，则任何宗教的教义不能禁制大量的居民从事各种求财的活动，而多被吸引到以解脱业缘为终身从之的职业。
这和我们的结论差不多──西藏的“天”决定了西藏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制约了生活方式，而后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西藏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一个日本投资者考察西藏后，得出的结论是藏民族是一个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民族。拉萨1990年投产了一座啤酒厂，据说每次出酒时，全厂从藏族厂长到车间的藏族工人必定全部醉倒，只剩一个从兰州啤酒厂聘来汉人技术员上窜下跳地对付所有设备和阀门。那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不过我经历过的事有点类似，那年我去黄河源头，给我的两个向导买了一桶5斤装的白酒，本是为他们一路准备的，我希望他们每天晚上喝点酒解乏去寒。结果第一天宿营，酒就被他们喝个精光，让我一个人在草原上逛了两天等他们醒酒。虽然那时我也上火，可是仔细想一想，生活为什么不可以散漫一些，随心所欲，不让具体的事务和日程表破坏生命的感觉？在藏人眼里，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也许正是从早忙到晚的日本民族或者我这样的人。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观点并不重要。拉萨某单位买了一辆日本造的豪华越野吉普车。主管的藏族处长爱上了那辆车，便死活不再当处长，而要任命自己当司机。汉人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讲。但是那处长的选择岂不正是反映了藏人热爱自由和驰骋的天性。作为马背民族的后代，在马背和草原上长大，他血管里流的血本是和办公室的狭小与拘谨不相容的，他选择了类似马又比马更强大有力的汽车，虽然汉文化的官本位观念难以理解，对他而言，那种返朴归真却远远比当一个永远失去了草原梦想的处长更幸福。在很多方面，西藏人与现代社会的观念规则格格不入。查尔斯·贝尔记录了一个西藏人与他的谈话。那个西藏人在当时被英国统治的大吉岭抬“滑竿”。在大吉岭街上，坐“滑竿”的是富有的欧洲人和印度人。
“我不理解你们的税收法”他对我说，“我听说酒店都要向政府纳税，而且喝酒越多，交税就越多。一天，我在一家酒店里喝酒，坐在路边唱歌。我肯定喝醉了，不过唱歌并不犯罪，我并不比别人唱的差。但是，你们的一位廓尔喀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喝醉了’。不错，我是喝醉了，但醉酒并不犯法。‘你必须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下星期六你将被带去见名誉法官，罚款五盾卢比。但是，你如果现在给我一盾卢比，我马上就放你走。’我为啥要给他一盾卢比？我不过就是唱唱歌罢了。于是第二个星期六我确实被带去见了名誉法官，确实被罚了五盾卢比。我现在仍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犯罪，我是在为你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