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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稳定集团”是西藏现代化的动力与受益者
前面说到了推动西藏现代化的两个因素，一个是“稳定集团”的嵌入，另一个是现代化表演。看上去，两个因素似乎各自独立，但是深处却有难解难分的联系──一方面，“稳定集团”由北京全盘供养，另一方面北京要通过“稳定集团”实现它在西藏的现代化表演，两个因素就在这一点上产生了相关，“稳定集团”就可以利用北京在西藏的现代化表演，获得对自身的利益和更多的供养。此类现象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典型例子之一是西藏一度建立过大批滥竽充数的学校，打出的旗号当然是发展西藏教育，内在动力却是“稳定集团”成员可以借机把自己的亲友安插到学校去当教师。当上教师，就可以领取工资。在那个时代，能领国家工资是社会地位（成为“稳定集团”成员）的象征，生活也就由此有了基本保障。为了这个目的，建立的学校越多，可供安插的位置自然也多，至于那些亲友们有没有当教师的能力，就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了。类似的例子还有七十年代西藏汉人干部和职工（“稳定集团”成员）纷纷把内地亲友弄到西藏“农转非” ，也成为当时促使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原因之一。“农转非”是一个中共户口制度创造的独特概念，指把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但仅仅转为城镇户口还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有了城镇户口才可以成为“公家人”——领工资的国家职工。为了使他们来西藏“农转非”的内地亲友成为国家职工，在西藏掌权的汉人们除了尽可能地扩大已有单位的编制（这是造成西藏冗员众多的原因之一），还会想方设法地上项目。每开一个工厂或商店，就能提供一批相应的工作岗位。在当年，那可是最为稀缺和宝贵的资源。在审批项目的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审批者可能就因为他有一个亲属需要安排，或是他的上司、同事有类似的问题需要解决 ，审批就会因此顺利地通过。当然，心里的动机谁都不会摆在桌面上，打出的名义都是建设西藏的现代化。北京为此出的钱，相当一部分就这样转化为“稳定集团”成员对其亲友的供养。不过，那时革命的清教主义居统治地位，“稳定集团”以权谋私的现象还比较少。到了邓小平时代，一切趋于利益化， “稳定集团”借推动西藏现代化为名，行供养自己之实就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成分。刚谈到的“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其中搞了不少楼堂馆所一类的项目，除了可以摆在大街上进行现代化表演以外，建设那些项目的重要动机就是满足地方官们自己的享受需要和讲排场的心理。“六十二项工程”中有一项是在北京建一座“西藏大厦”。当今在北京盖楼，其昂贵程度已经排在世界前列，为此无疑要花掉“六十二项工程”投资的相当一部分。然而，那座大厦的“现代化”跟西藏有什么关系呢？不难想知，能够享受那个“现代化”的，只有经常出入北京的西藏官员。他们需要在北京有一个体面的住所，一个舒适的安乐窝，一个自己能够随心所欲的豪华领地。不错，中国大多数省市都在北京建起了这样的大厦，动机与目的也都差不多，西藏相比之下还算搞得晚的。问题是其他的省市建大厦是花自己的钱，是从其地方经济的利税中拿出的，花的理直气壮。西藏的钱却是北京为发展西藏现代化提供的无偿拨款。而西藏的“稳定集团”用这钱把西藏的“现代化”建到了北京，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毫无关系，这种“现代化”到底是为谁所用，再清楚不过。当然，建到北京的项目就这一个，然而即使那些建在西藏最基层的项目，深入观察，也一样在被“稳定集团”转化成对其自身的供养。因为八十年代的“四十三项工程”资金和项目给拉萨太多引起西藏其他地方尤其是基层不满，十年后的“六十二项工程”搞了一些平衡，一是提高经济性项目的比例，二是给基层多分了一些项目，其中给各县兴建的电站就达到十几个。但是从措美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那些电站所发挥的“现代化”功能大部分仅限于照明，其主要的受益者是谁呢？是那些居住县城且使用电视机和家用电器较多的居民。而目前西藏县城的居民是些什么人？他们主要是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电站最主要的受益者是他们。其次，每建一个电站，就需要招收一批新职工，解决一批人的就业。这在目前仍然以计划体制为主、缺乏市场吸纳劳动力的西藏，是年轻人普遍希望得到的位置。而那些位置，几乎全部都是被“稳定集团”的子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