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庠撬闳髯疃嘈难牡胤剑币彩撬⒆闶澜绺杼车墓丶凇Ｓ纱耍死鼍匀毡镜母星楹芨丛樱盘嗟乃崽鹂嗬焙臀扪缘穆淠С睢Ｒ舱蛭绱耍矶嗟娜毡救擞芍缘鼐磁搴统绨莸死鼍嵌既衔约褐赖闹皇翘├錾さ耍薹ㄕ嬲氲死鼍氖澜纭！ �
日本歌坛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严酷。
“起初邓丽君在日本的生活很苦。”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指出。日本唱片公司先是安排她学日文和新的歌唱技巧，但为了打开知名度，公司还给她安排了一连串的宣传活动。“日本人做事一个萝卜一个坑，早上十点半接受访问，十二点吃中饭，下午一点坐电车……什么时间都不浪费。”
“宣传”在日本乐坛是极为重要的策略，娱乐公司和唱片公司几乎把宣传视为生命，当然，他们选择歌手的苛刻是不容置疑的。“全国纵断”和“打歌”是常用的宣传时段。
日本歌星发片时常用“全国纵断”的宣传手法。也就是在三个月内，歌星踏遍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本岛各地作全国巡演。由于邓丽君的歌迷的年龄层不均匀，有老有少，因此她不能像山口百惠等明星一样在暑假期间巡演。邓丽君忙碌的巡回表演，是在每年尾牙前后。每逢邓丽君有新歌推出，她就得在日本全国旅行，而且是在短短的一个月、有时是三个月的宣传期间，就走遍了日本。从九州到北海道，到处都有邓丽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足迹。在日本她就是这样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宣传唱片、接受采访、登台表演、出席晚会，各种场合都得出现。这种密集的宣传方式曾经让邓丽君大呼吃不消：“坐飞机起起落落，睡不安稳，有时下飞机，就要去赶场，连饭店都没时间进，还不如坐火车可以舒服睡一觉。”
“打歌”是一种非常费力而枯燥的事情，即在一定时段内只唱一首歌、重复地唱同一首歌。邓丽君在每有一张新歌问世时，唱片公司便给她至少三个月的时间，让她每天不停地反复唱这一首歌。不论是上电视还是现场表演，就只唱这一首歌，并且服饰、发型等打扮也都一样，以使歌手的形象和新歌融为一体，深植于观众心中。邓丽君对这种方式还比较赞同，因为这种在三四个月里反复唱一首的做法，正好让她有功夫和耐心打磨一首歌，包括那陌生的歌词的发音和表达。
时日久了，邓丽君还是喜欢这种固定的“打歌”方式，她向来是不惜在歌艺上付出的。关键的是，“打歌”只是一种给的时间长而实际占用的并不多，因为它要密切配合其他的宣传手段，包括“全国纵断”。
姚厚笙回忆邓丽君当时在日本的情景时说：“她回台北，我见到她时，觉得她在日本的生活压力很大。她倒是什么也没说，不过我们工作人员看得出来。日本有专属的化妆师和跟班，责任分担严明，许多人为她工作，也因此会让她觉得自己一定得出头不可。在日本，还没走红前，歌星、作曲家与作词者的关系似乎是固定的，这点跟台湾也不同。她就曾说过自己没有选曲的自由。”出单曲时，邓丽君会寄唱片给姚厚笙，有时也寄一些日本流行歌手的唱片给姚厚笙，不过她却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于是有一次姚厚笙便问她是不是真的忙到都没时间写信了，“‘我字写得不好……’她小声告诉我。她的字的确很难辨读，因为从小忙着演唱，所以没有好好念书。”
第三部分：名满扶桑泰丽莎·邓（2）…（图）
在日本密集而忙碌的工作，曾经让邓丽君累出了病。1977年的时候，邓丽君长期以来一直忽略的头痛病越来越严重，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她额头中央的大脑前长了一个小肉瘤。医生表示，幸而在没有恶化前及早发现。邓丽君因而如愿治疗，头上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常见邓丽君额头上缠着头巾，她说：“头巾不是为了流行，而是为了要遮住疤痕！”
邓丽君在日本的演出活动和表演日程，全部都是由与她签有专属歌星合约的宝丽多唱片公司安排，演出的收入也全归宝丽多。邓丽君时刻需要按照公司的安排行事，依约履行，不得有异议，更不能随便耽误工作进程。邓丽君在日本的收入与公司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她当时在日本拿的都是宝丽多的固定月薪。
而公司全力打造她的各项支出都是有详细的预算的，并严格规定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出预算。
宝丽多公司把邓丽君的工作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邓丽君的整个人、整个心几乎都交给了公司，一个月就只有四天休假。工作时，邓丽君常得一个星期赶五、六班飞机，使她疲惫不堪。每逢假日的时候，邓丽君总是睡到下午两三点钟，然后开着白色小金龟车，带着邓妈妈出门购物。除此之外，她还常常看电影，尤其是爱情文艺片。她平均每月看三部电影，时常是一天连赶两场。不过，由于日文字幕是从上至下的，邓丽君看起来很不舒服，她的“妙招”是以听声音代替看字幕，这样还能训练日语能力呢。
第一次到日本时，邓丽君和随身照顾她的邓妈妈住在旅店里。但因为她吃不惯旅店生生冷冷的日本菜，所以不到一个月就瘦了几公斤。唱片公司知道后，吓了一跳，于是赶紧给她换房子，让她搬到附近有华侨的住宅区。邓丽君搬进了位于明治通和表参道十字路口的占美大厦，是东京数一数二的高级社区。新居附近的社区被称为“日本香榭丽舍”或“小巴黎”，因为旁边有许多富有法国风情的露天咖啡座以及许多高级服装店。空闲的时候，邓丽君会和邓妈妈来这里逛逛，或者就躲在家里看书练歌。而且，邓丽君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饭菜，因为新房子里有厨房，邓妈妈经常亲自下厨，给女儿增补营养。
陪着女儿做“星妈”的赵素桂在日本可不比女儿轻松。一来因为年纪大了，经不起像邓丽君那样天南地北的折腾，二来语言不通，出门就更不方便了。因此，邓妈妈在日本一般是呆在家里。可呆在家里也有苦楚，许多人追邓丽君都追到家里来了。遇到有人打电话，邓妈妈就只好把她学会的里两句日语拿出来了，一句是“等一等”，一句是“不在家”，好在这两句妙用无穷，可视邓丽君在家不在家灵活运用。其他的日语邓妈妈就不会讲了，也听不懂人家讲什么，因此，没事的时候就不单独出门。
邓枢也是很体会女儿在日本的紧张生活的。有一年，他曾到日本探望女儿，他回来就说，下次再让他去，他说什么也不去了。那种随身监护的生活就交给他老伴去管了，他可要呆在台北。那时宝丽多公司非常殷勤，特地派公司人员招待他游览观光，这还可以。但跟随邓丽君一起到日本各地巡回演出时，就受不了了。只记得一会儿下飞机，一会儿再上飞机，忙得团团转，哪有什么心情和兴趣欣赏风景呀！
虽然邓丽君在日本的生活非常紧张，但由于日本歌坛制度健全，尤其是唱片业运作很有效率，因此，邓丽君只要专心唱歌，其他的都不必烦恼。
1974年3月，邓丽君正式推出日语细碟，唱片名为《无论今宵或明宵》。但她的第一张日语专辑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只登上了日本畅销歌曲排行榜的第75名，销售也只有十万多张。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歌坛的竞争非常激烈，每年都有成千的新人争相出头，邓丽君作为一名新人，一张新面孔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的，而且同是华人的欧阳菲菲和陈美龄早已在日本闯出名号。况且，日本原就有不少专唱柔歌哀曲的女歌星，要想出头，实属不易。另一方面，也是宝丽多宣传策略的不当。当时宝丽多公司有意将邓丽君塑造成陈美龄那样的“偶像型”，让她留着长发，穿上短短的迷你裙，一边唱歌一边摆出偶像歌手惯用的手势在台上演唱。这种方式与熟悉的“君式唱法”一点也不同，很不适合邓丽君。
虽然第一张专辑失败了，但邓丽君还是凭着努力在以后的专辑上，创下了张张30万以上的销售水准。
1974年6月，邓丽君推出了第二张日语专辑《空港》，一出片就进入排行榜第41名，一个月内快速推进至前15名，并且在前三个星期内大卖20万张，总销售量高达70万张。这首歌轰动了整个日本歌坛，邓丽君的歌声也很快在日本风靡起来，泰丽莎·邓（Teresa Teng）之名更是传遍日本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