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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其老的见解。用药不能太猛，只要能治病就行。”
“年终奖金，我们机器业也感觉到是个大问题，”宋其文说，“发吧，有困难；不发呢，也有困难。”
“不但机器业有困难，棉纺业也是一样。”江菊霞皱着淡淡的眉头说，“要是发年终奖金，有些厂的确吃不消，像广益今年各厂大检修，化了一笔款子，又加上捐献飞机五架半，一共化去三百多亿，再发年终奖金，怎么吃的消？”
“是呀，别的姑且不说，单是捐献飞机大炮这笔款子，可伤了我们工商界的元气。”徐义德曾以沪江纱厂的名义捐献了三架飞机，一想到这笔钱，他就有点心痛。他认为抗美援朝是共产党无事找事，人家美国进攻朝鲜，也没有打到鸭绿江边，为啥不可以置之不理呢？不抗美援朝，他也不必捐献三架飞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想想看，留下这笔钱，可以给沪江增加多少纱锭！他还有余痛地说，“要是不捐献飞机大炮，各厂流动资金要宽裕的多，对发展生产也有利的多。”
马慕韩瞅了徐义德一眼。他赞成毛主席的主张：不能置之不理，一定要抗美援朝。唇亡齿寒的故事他在中学里就读过了。从三八线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他晚上回家一再翻阅登载这些消息的《解放日报》。他起初也怀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顶住美国军队的进攻，那些胜利消息打破了他的顾虑。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上海每次过外白渡桥都要向桥上的日本鬼子行礼，感到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抗日战争胜利了。美军顾问团在上海滩上神气活现，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单是外白渡桥转弯那边就不知道冲伤撞死多少中国人。他老在想为啥外国人可以随便蹂躏中国人的尊严，而中国人的生命又为啥比外国人的低贱？有时使他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上海解放后，他看到中国人受到外国人的尊敬，外国人再也不敢在上海滩上横行霸道了。这时，他想到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他是多么重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顶住美国军队的进攻，不但使他惊奇，而且使他有一身光荣的感觉。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他作为中国人，地位也跟着提高了。他每次走过外白渡桥都要傲然四顾，深深感到现在这片土地才是中国的。他不同意徐义德的论调：
“德公，沪江捐献了三架飞机，是不是现在还有点肉痛？”
徐义德不知道他问这话的用意，以为兴盛纱厂也感到捐献伤了元气，马慕韩是不是和他一样：也有点后悔。他试探地说：
“三架，可不是小数目啊！”徐义德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悔，当时捐献两架其实也说得过去了，就是因为大家一起哄，他不得不跟着加码。他说，“这笔钱存在银行里，利息也很可观哩！”
“现在是不是还想收回来？”
徐义德听马慕韩的口气不大对头，脸上的神色有点奚落人的样子，他马上否认：
“捐献出去，哪能收回？”
“那是呀，抗日战争年代，我们虽然没有捐献飞机大炮，可是那损失啊，”宋其文摸摸胡须，不胜感叹地说，“不说别人，就说我吧，几乎弄到家破人亡，侥幸保住这条老命，才又回到上海，重振旧业。”
“其老说的对，捐献这笔数字虽说不小，可是无论如何省不得。志愿军在朝鲜流血流汗，牺牲性命，保家卫国。没有他们，我们上海也不能够安心生产建设。我们工商界捐献几架飞机大炮是应该的。这是一个公民起码的义务。国家强了，我们面子上也有光彩。”
宋其文接二连三点头称赞道：
“慕韩老弟说的有理，究竟是到朝鲜前线慰劳过的人，感受比我们深切。”
“我亲眼看到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打仗，不管美国的炮火怎么猛烈，他们都是日日夜夜地保卫着我们。志愿军说的好，他们的辛苦和血汗换来了祖国人民的安全和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难道我们好意思说因为捐献了一点飞机大炮，就可以不发年终奖金吗？”
“慕韩兄别误会我的意思，”徐义德发现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他，只有江菊霞的眼光里有点同情他的意思，别人的眼光仿佛都不同意他提出捐献飞机大炮做为不发年终奖金的理由。潘信诚的眼睛半闭不闭。他看不出潘信诚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连忙改口道，“捐献飞机大炮是千该万该，那还有啥闲话讲，要是政府现在号召，沪江再捐献六架也没有问题。
我不过是说捐献了飞机大炮，流动资金减少了。”
“这当然啰。……”
江菊霞怕马慕韩再向徐义德头上敲一记，她想法把话题拉到年终奖金上，暗中帮助徐义德：
“慕韩兄，你看年终奖金这个问题哪能办法呢？”“至于年终奖金问题，”马慕韩说，“我听史步云从北京回来说，目前工资制度还没有合理调整，今年年奖，就现在情形看，还不可能废除。在人代会上可以不提；要提的话，不能要求规定今年不发，而是希望规定发放的办法。”
潘信诚在一旁暗暗点头，觉得马慕韩究竟与众不同，看问题提问题确是高人一筹。但徐义德并不满意马慕韩的说法，因为沪江纱厂这些企业发起年终奖金来要不少头寸。他进一步提出要求说：
“提，恐怕还是提一提好。年终奖金是不合理的制度。工厂每年要支出大笔奖金，影响工厂的资金流转。如果将这笔资金放在生产上，是很可观的，发给工人只不过是改善改善生活而已。这次提了，今年不取消，希望以后能取消。人代会是我们工商界合法斗争的地方，一定要争一争。”徐义德想起自己不是人民代表，可是对人代会非常有兴趣，希望有一天最好自己也能被选上当个代表。他于是说道，“我觉得目前棉纺业的公私关系中有很多重要的问题，还须在这次人代会上提出，首先关于配纱问题，目前私营厂每件配纱四百十斤，而实际的需要量是四百十八斤，有时还不够，相差十斤左右。这个本我们赔不起，希望花纱布公司考虑调整。其次是棉花含水量问题，在上海，由于机器蒸发量大，比黄河以北所规定的要相差百分之一，希望全国各地能统一规定。第三是配棉问题，目前配棉不足，特别是中小型厂更感到缺乏。花纱布公司所配的都是绞花。希望能配筒棉，既省电力，又省人力物力。同时，现在配棉周转每半月一次，希望花纱布公司能改为每月一次。”
“对！”又是江菊霞的声音，她说，“这确实是我们棉纺业目前的中心问题，我刚才倒忘了，幸亏徐总经理提出来。”
“又是你首先赞成德公的意见，江大姐。”冯永祥微笑地望着她。
“阿永，你哪能哪？谈正经事，你总是喜欢开我的玩笑。”她的眼睛狠狠地盯了冯永祥一眼，仿佛在责备他；可是她的嘴角上闪着笑纹，又似乎是喜欢他。
冯永祥给江菊霞望得不好意思，赔不是地说：
“对，谈正经的。德公真了不起，提出这几个问题，的确是目前棉纺业的中心问题，可以请慕韩兄代表我们棉纺业提到人代会上去，‘将’花纱布公司一‘军’。”
“我不行，要信老去。”马慕韩立刻推辞。
“我年纪大了，不行了，最近也很少管事，”潘信诚自己想退后一步，让这些年青的人在前面冲锋陷阵，争到利益反正大家都有份的，说，“还是慕韩老弟代表我们提出去吧。”
“我哪能代表？”马慕韩谦虚地说，“头寸不够。”
“那当然，”潘宏福心里说，“哪能和我爸爸比。”
徐义德羡慕地说：
“你是民建上海临工会的常务委员，工商联的执行委员，棉纺公会的执行委员，又是协商委员，又是人民代表，头寸不小啊。我拥护你代表我们棉纺业讲话。”
“我也拥个护。”冯永祥笑着说。
“不行，”马慕韩摇摇头，心里却也未始不想在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露露面，但是棉纺业和工商联不一定推他出来代表，他现在落得谦虚谦虚，等到真的要他出来代表讲话，那时候可以表示遵命，勉为其难。他打定了主意，说，“信老年高了，不愿意讲的话，那么，史步云代表我们讲话比较适当。不过，我倒以为信老能出来讲几句。是最适当哪。”
“慕韩老弟想的对，步老最适合不过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和工商界的朋友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在成立大会上他有一篇讲话，没有一个朋友听了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