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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儿说起呢？ 就从上次我和赵亮一起参加的一个经济学家与人文学者的研讨会说起吧。当时，他开着他的那辆银色宝马，带着我，去参加这个带温泉洗浴和桑拿按摩的研讨会。我们奔驰在通往北京郊区一个度假村的一条大路上，虽然车窗外是一片严冬的肃杀景象，可是我们心情愉快，暖意融融。只要是我们在一起，我总是坐在他的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也有汽车，虽然不如他的好，但是他就是不让我开车，而是让我坐在他的身边，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一起聊天说笑。这是一个冬日的早晨，北京郊区的大地灰蒙蒙一片，稀疏的白杨树只剩下了白色的枝干，像是一些被野兽破坏的篱笆，麻木地站立在道路边、农田旁。天地之间浮起了莫名的白色雾霭，显露出某种苍凉的气氛来。整个冬天，地上因为没有下一场雪，所有丑陋的事物都堆积在那里了，塑料垃圾、枯树叶、农作物的秸秆堆，在乍暖还寒的风中像垂死的动物一样抖动。
我说：“北京这几年的冬天越来越干燥和暖和了，往常，像这个时候，一定要下一场大雪的，可是你看，地上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没有一点雪的影子，空气也干燥极了，还刮那种带沙子的风，真讨厌。”
他点头说：“是啊，每年这个时候，我的脚后跟都要开裂，就是因为这该死的天气干燥。跟我当年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一样。你还记得不？ 那个时候，每年冬天，我们的手都要得冻疮，紫色的冻疮又痒又木又疼，难受极了。而且，我的脚后跟会裂开一个很大的口子，用凡士林、愈裂霜抹一个月，都不见好。”
“我和你一样，脚现在还裂呢。别提那些日子了，说起大学时代，我就郁闷，那个时候，我总觉得你是一个叛徒——背叛了文学，投靠了经济学。现在看来，还是你有远见，投靠经济学这个显学早，不像我死心眼，你看，咱们现在的区别多大啊。”
他哈哈一笑，没有接茬儿说话，而是熟练地开着汽车。宝马530 的操控性很不错，车身比7 系列的要短一些，但是却灵巧很多。我们的车子下了八达岭高速公路之后，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可是，田间的小道纵横交错，就是找不到通往开会地点的道路和路标。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拉车的老农民，他告诉我们正确方向后，我们才又拐向东边一条便道上去。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有名的温泉会议度假村。那个关于经济和文化的伟大研讨会就将在那里召开，会议的时间是整整三天。在这三天里，像天敌一样的人文学者和经济学家们，竟然坐到一起了，他们要研讨的，就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如何去应对和解决。而赵亮，正是大会的一个主题发言者，而我则是一个小组会议的主持人，这些情况，我已经从会议通知和日程的安排上看到了。
我们的车子拐过一个路口，我看到一个带琉璃瓦大屋顶的巍峨建筑赫然浮现在灰蒙蒙的雾气中，我知道，我们到达目的地了。
再过几个月，当赵亮身陷可怕的丑闻漩涡无法自救，且谁也救不了他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忘记，那天晚上他和我一起泡在一个硕大的、铺满了玫瑰花瓣的浴缸里，进行玫瑰花香熏浴的美好而轻松的时光。
我们到达之后，忙碌如同工蜂的会务组工作人员在为我们做了报到和登记后，就把房卡和详细的会议指南交给了我们，然后，我和赵亮先坐电梯上楼，用感应式门卡打开各自的房间——这次会议的标准很高，与国际接轨了，与会代表竟然是一个人一间房。
我们把行李放好，简单地洗漱完毕，去餐厅吃了花样繁多的自助早餐，喝了不少的咖啡、牛奶、饮料和茶水之后，看看距离开会还有40分钟时间，就一起出来闲逛。不转不知道，一转吓一跳，身在郊区的这个金碧辉煌的度假村，的确是名不虚传，它似乎就是专门为开各种会议所修建的，无论是会议中心还是宾馆饭店，无论是餐厅食堂，还是游乐设施，都是一流的、排场的、奢华的。整个度假村的面积很大，每个功能区划分很详细，距离也很远，需要搭乘橡皮轨道小火车在半空中来往。把地形地貌摸清楚了好活动，这是每次赵亮到达一个新地方首先要做的事情，他拿着一张度假村会议中心的地图，带着我详细地搞清楚了各种设施所在的地方，然后，看看开会时间到了，我们就回到了主会场，按照每个人座位上的名牌坐下来。赵亮在前三排，我在第七排，只能斜着看见他的侧影。
会议的开幕式非常宏大庄严，演奏了国歌，全体起立。主席台上坐了不少的领导和大名鼎鼎的学者。看来，这个研讨会请来了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按照活动举办方的想法，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为当下中国的现实经济、文化的处境把脉，为未来的期望达成某种共识，然后发表一个共同的声明与宣言。
但是，等到会议的开幕式结束，领导走了之后，正式的大会才继续召开。于是，天敌们就开始毫不客气地互相开仗了。比如，在白天的主会场上，第一个发言的，据说是孔子的第多少代直系孙子、穿唐装的北京文化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孔繁林，他一上来就开始大谈作为学者，甚至作为人的道德底线，他言辞犀利、用语尖刻，猛烈抨击一些当代经济学家没有守住人的基本道德底线，攻击一些经济学家如今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利益的攫取者之后，成为了腐蚀时代道德和人文理念的帮凶。他振振有词，列举了大量数据作为自己论点的论据，滔滔不绝且有礼有节，切中肯綮又风趣生动，赞同他的发言的人露出了喜不自胜的微笑，反对他的人则着急上火，怒眼圆睁。这下就如同往平静的池塘里丢了一块牛粪，旋即引发了池塘本身的骚动，水立即被搅浑了。于是，第二个发言的人，北京工业经济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吴曙光，一上来就说，经济学家本来就是冷血动物，应该客观地研究经济学现象，经济学家不是道德家，也不想做道德楷模，经济学家在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与价值判断方面，本来就应该予以回避。他的发言嬉笑怒骂、嘻嘻哈哈、据理力争、条理分明，发言完毕获得了与会者一半人的热烈掌声。
我明白，这下有好戏看了。经济学家们和人文学者们一开始就撕破了脸，转眼间，丢掉了伪善和面具，丢掉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寒暄，丢掉了虚与委蛇，霸王上了弓，立即变成了仇敌，会场就这么热闹起来了。我看到，接下来，乱仗频频，两派人马——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们互相攻击，互相抬杠，互相嘲讽，互相诋毁，互相蔑视，互相不理解。总之，人文学者们把如今的道德沦陷乃至崩溃的情况，全部都算到了经济学家的账上，而经济学家也毫不含糊，指出来人文学者如今享受的一切经济好处都是他们鼓吹和努力的结果，站着说话竟然一点都不腰疼，双方展开了一场口舌大战。
我偶尔瞥赵亮一眼，发现他根本不怎么理会发言的人在说些什么，而是埋头用掌上电脑在写着什么。这些年，我和赵亮总是能够在各个场合碰面，谁叫我们是大学同学，碰巧，又都成了人文知识分子呢。作为一个研究文学的大学老师，在北京这个会议特别多的地方，我竟然和他这个经济学家经常在一些会议上不期而遇，也是很神奇的时代现象了。虽然这小子不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内心里鄙夷文学由来已久，而文学研究也的确是每况愈下，根本就不是一门显学。早在1980年代末，我们一起进入到同一所大学，当时，我们报考的都是中文系，我还旁听了哲学系的很多课程。后来，本科毕业，我考入了京华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接着读博士，一点也没有费力气，毕业之后在一所不错的大学当上了汉语言文学系的老师。而他，则是另外的一条道路，另外的一种人生风景。十几年下来，他就成了著名经济学家，开始在社会上大出风头，红得发紫了。
我在会场上，觉得很有趣。作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人，这样充满了火药味儿的研讨会，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参加过。我感到很开心。本来，我以为这样的研讨会也就是一个打哈哈，吃吃喝喝玩闹一番，最后大家领一些论文课题费和廉价纪念品之后就散伙了的无聊会议，因为我参加了太多的各种文学、文化的研讨会，都是我说的这个情形。可是，像那天这样，人文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