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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就是把城市的地价和房价弄起来，搞大拆大建。
我知道你还有一个好朋友，山东一个内陆城市的市长刘向东，在当地的外号叫什么，你知道？ 他被当地的市民叫做‘刘大拆’！ 就是他一去当市长，就开始到处拆老房子，然后盖新房子，从老家请来朋友做施工队，承包工程，这里面的猫腻就很多了。在这一场财富的盛宴中，大部分人喝汤的份儿都没有。”
我说这些的时候，他总是面带微笑，不反驳，甚至就是不置可否。他的笑容让我觉得恼火，“你笑什么？ 你的笑里面有着讥笑的成分。”
“你误读我了，你接着说，我们应该畅快地聊聊。”他说。游艇缓慢地转圈，美好的大海展开了她的巨大胸怀，使我的促狭和激愤变得很渺小了。
“好，那我接着说。房地产业让政府的税收迅速地增加了。可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完全是一个空壳。这里面，有巨大的金融风险，还有社会的危机隐藏在里面——造就了一批房奴，就是每天都在为还巨额的房款在生活的人们。一旦他失业了，他的资金链断了，金融危机就来了。国家就可能承受不了这样的危机导致的巨大动荡了。你看，绝大多数北京人，只要拥有了一套房子，他基本上就拥有了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不动产。可是，他要是把这100 万的不动产销售出去，再去买新房子，除非他到河北和内蒙古去居住，他这100 万，在继续上涨的房价面前，买不到比原来更大的房子。所以，对于大部分自住的房主来说，即使他的房子涨到了一个亿，那还是用来自己居住的，他也不会去卖掉。但是，在经济学的账面上，在国家和城市的GDP 统计数字上，都增加了。可是，居民的生活质量就提高了吗？ 我看一点都没有。有些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一度严重依靠房地产，甚至到了50％至’70％的地步，这太可怕了。而美国、德国和日本，他们在发展什么？ 发展的是金融业、高科技制造业和电子产业、航空业、服务业、文化产业。韩国就规定每户只许买一套住房。我们国家说到底，依靠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靠的是劳动力便宜，人便宜。你随便在北京的街头拦住一个民工，你问问他，他的收入有多少，我看，一个月超过2000的都不多。可是，就是这些人支撑着城市的建设。他们要用自己出卖体力得到的一点金钱——还要经常遭受拖欠工资的事情——支撑着农村的家庭，妻子生活、孩子上学、老父母亲治疗疾病，等等。一旦家庭中的支柱病倒了，这个家庭就很快贫困，就在犯罪和垂死的边缘挣扎。我在澳大利亚讲学的时候，我问一个澳大利亚的大学女教授，她的丈夫是干什么的，她的回答让我目瞪口呆，她的丈夫是一个建筑工人！ 因为’，很简单，西方国家的人力非常昂贵——这也许是他们多年来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和价值看得比较高的原因吧。
她作为教授的年收入是6 万澳元，而她的建筑工人丈夫的年收入，则是12万澳元，所以，一个大学教授就嫁给了一个建筑工人。我们的经济发展，还不都是拜劳动力多、人不值钱的福分？ 黑压压的成亿的简单劳动力，全部涌入城市，以生命的躯体，在那里辛苦建设着到处都是亮闪闪的玻璃幕墙摩天大楼的城市，拿到的微薄薪水，有多少要被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黑洞给吞噬掉？ 所以，中国眼下最应该做的，就是从劳动力密集型迅速地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要不然，我们看到的任何一座漂亮的城市，深圳、大连、上海、青岛，永远都像是一朵假花一样的东西。在这样的水泥钢筋的森林背后，是污染的地下水，是被化工厂包围的噩梦，是高城市失业率，是治安问题，是大量涌入城市寻找机会但是却很容易丧失自我的精神到肉体都有疾患的民工们。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依靠房地产成为世界强国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成了一句梦话。我曾经收到一个手机短信，说的是一个流传的顺口溜：‘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几；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活不起，一月辛苦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这就是现在一些人的生存现实。”
我说完了，我看着他。我也戴着墨镜，我们隔着镜片的眼睛都看不见对方的眼睛，仿佛我们是隔在两个世界里面一样。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感到很爽快。游艇前进的速度并不快，海面的起伏增加了。到了这里，大海显示了她的宽阔和凶险。我已经完全看不到陆地了。到处都是海水在涌动，在越来越高的太阳下面，海水的颜色并不是蓝色的，而是那种青色，甚至是灰绿色，海鸥也不见了。
他沉思了一阵子，然后，他说：“你这些说法，大部分就是报纸上经常出现的论调，有点像新左派，可是，你又不是完全的新左派。我有点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可是，我和新权威主义的观点又有些靠近。我觉得，你说的那些很朴素的观点和现象，都是存在的，也是需要重视的。
但是，我的着眼点和观察的角度，导致了思考这个问题的结果，和你大不一样。你这样的观点，很容易回到全盘否定今天我们取得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绩的窠臼里，那样的话，你就堕落到了老左派的那种更加不切实际的怪圈里面了——将改革带来的一切问题都归罪于改革，然后，彻底否定改革，试图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回到僵硬的、原教旨的、实际上被歪曲了的马列主义那里去。你告诉我，最近20多年，你自己的生活水准提高没有？ 你是愿意活在30多年前的那个时期，还是生活在今天？ ”
“的确，我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了，我当然愿意生活在今天。”我承认这一点，“我不否认今天的任何成就。”
“这就对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也是一个前提。那就是，20多年改革，的确影响和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和家庭，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我们的每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和财富的积累，都增加和变化了。当然，增加的幅度和程度不平衡罢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前段时间，我听的一个劳动模范的报告会，带给我一个很好的启示。
他就说，‘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像是一列火车，火车出站了，我们的火车跑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快，我们看到的风景、体验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火车太长了，前面的跑了很远，后面的才刚刚出站啊，那些在后面车厢的，就是眼下的穷人和弱势群体。
关键是别着急啊，因为，我们的铁轨已经都铺好了！ 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只要耐心地向前走，我们列车上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得到发展和奔跑的速度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我觉得，这个劳动模范的比喻很生动。是的，你说的那些弱势群体当然存在，就像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刚刚出站的人，他们看到的是，跑在最前面一节车厢里面的人的幸福，这不平衡是存在的，但是，要有耐心，才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你看新一届中央政府，不是已经把民生问题，提到了最高的、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了吗？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看见了这样的现实，他们早就在着手这么做了。”
我承认他说得有道理，“我也觉得那个劳动模范的比喻很有趣、很生动，也很贴切，甚至很对。可是，我还是觉得，一个社会，如果在公平和公正上，大家的起点不一样，那么，我们这个长长的国家的列车，第一节和最后一节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最后可能就断裂成几节了：权贵们和少数富人、中产阶级、小资产阶层和更多的穷人，一旦社会的列车断裂成几个鲜明的阶层，那么，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与诉求，彼此之间的博弈，就会增加社会成本和社会动荡。现在的问题是，要让火车跑得更平稳，同时，要让最后几节车厢里的人，尽快得到火车提速的好处。”
他接着说，“对呀，公平和公正也正是现在的政府追求的，包括我们这些经济学者，也在寻找新的话语，大力呼吁社会和谐，财富要分配均衡，尤其是应该增加社会保障。我不甘心的就是，你为什么总是以为我，我赵亮是在给富人鼓吹呢？ 从本质上讲，我和你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国家好，人民幸福。至于你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