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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生时代过年
过年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小时候，我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过年，因为过年有好吃的、好穿的，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其实不单单我，我想所有的小孩都有同样的心理。本山和我是同龄，也肯定是盼年的。但是在来我们家之前，不知道他一个人的年是怎样过的。
东北农村的春节是非常热闹的。一进入腊月，就似乎能听到年的脚步声了。随着日历一
篇一篇地被撕掉，我们闻到了越来越浓的年味。各家各户都开始准备年货，为的是过一个丰盛的年。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得用的东西，现在都拿了出来，似乎人们一年忙到头就是为了这个年。
有两件事，是家家必做的：一是包黏豆包，二是杀猪。黏豆包是我们过年必需的食品，整个正月里我们主要就是吃黏豆包。黏豆包有黄、白两种：黄的是用大黄米面做的，白的是用黏大米面做的，里面是红小豆的馅。蒸的时候，豆包的下面放一片苏子叶，既防止黏锅又增加一股清香的味道。豆包不单单是我们过年吃的主食，也是馈赠亲友的一种礼品，尤其是上城里串门，农村没啥值钱的东西，带点黏豆包，表示点心意。另外，有些所谓的城里人也都是农村长大的，让他们吃点黏豆包也是让他们别忘了本。那时候我们各家都是大家庭，一家七、八口人很正常。所以黏豆包的数量也得相应地多一些，一家得包上好几麻袋，扔到仓房冻起来，否则不够吃。从某种意义上讲，每家包黏豆包的数量，也是这个家的人勤劳、日子过得红火的像征。
杀猪是我们最盼望的一件事，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可以有肉吃了。人属于杂食性动物，什么都能吃。大概是出于这种动物的本性，小时候我是特别地爱吃肉，可以说对肉的渴望不比狼差多少。因为那年月我们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点肉腥儿，馋得眼珠子都发蓝，恨不能见到活猪也咬上两口。幸亏人没长着一副狼的牙齿，如果那样的话，我敢说，中国的猪肯定会绝迹。所以一听到说要杀猪，我们都乐得屁颠屁颠的。我相信我的这些感受能够代表绝大多数和我同龄的人。
临近小年的时候，村里便几乎天天可以听见猪的尖叫声。这种声音是它在临死之前发出的哀嚎，并不好听。但是把这种声音和碗里香喷喷的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不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很亲切。
杀猪的程序是这样：先由几个壮汉把猪按倒在地，把四个蹄子捆起来，放在桌子或者案子上。这时候屠夫上前，照着脖子下面的地方一刀捅进去。手把好的，一刀捅到心脏，猪当时就毙命。技术差的，有时候要捅个三、两刀，这头猪也就倒了霉了，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猪杀死后要放血，用一个大盆接猪血，用它来灌血肠或蒸着吃。一些宗教里认为，血是脏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但是那种美味的诱惑，使我们什么也顾不得了。放完了猪血，屠夫在猪的蹄子上割一个口，用一根两米来长的铁通条从口子插进去通一通，然后用嘴往里吹气，把猪吹的溜圆，比原来“胖”了许多，这样好便于褪毛。有句歇后语叫“杀猪吹屁眼——装通事”，是说那些不懂装懂的人。因为杀猪确实不是吹的屁眼，这是我亲眼所见。这个活可比吹气球费劲多了，没有点力气是干不了的。这时，那边的开水已经烧开，往猪的身上浇，开始褪毛。俗话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从这儿来的。褪完了毛，开膛，取内脏，分解头蹄，把肉再分成若干块，整个程序就算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吃了。
猪的身上几乎什么也不扔。一副下水（内脏）归了屠夫，剩下的就都进了我们的肚子。滑稽的是，我们嘴里一边吃着肉，一边哼着《猪八戒拱地》。想起当年威风凛凛的“天蓬元帅”，总觉得有点可笑。中国人的想像力真是丰富得可以，总是能够把最神圣和最世俗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让物质和精神彻底分离。
杀完了猪，我们开始打扫房子，贴对联、年画什么的。随便说一下，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年画。因为那时候年画的内容非常丰富，像《杨家将》、《岳家军》、《穆桂英》、《花木兰》、《包公赔情》、《寇准罢宴》等等故事和人物，我都是通过年画认识的。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年画是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那些年画画得都非常漂亮，色彩鲜艳，人物造型也都几乎完美，感觉我们古代人的生活很富足、很美好，非常理想化。我常常幻想，要是能回到古代生活，那一定很有意思。但是后来这些东西逐渐看不见了，取代它们的是那几个样板戏，一个个长着吓人的大红脸，摆着僵硬的姿势。
今年不同于往年，因为今年多了一个人，这个年就注定比往年更热闹了。本山和我，加上我的兄弟们房前屋后地乱串，有时上前帮大人一把，有时候也只是添乱。因为兴奋，我们谁也闲不住。除夕的晚上，我们一起在雪地里放鞭炮，迎接神的到来。虽然我们都没见过神的样子，但是我们都相信他的存在。我们还要给故去的先人们烧纸，意思是给他们“邮”点钱花。烧纸上明确地写上了收钱人的姓氏，但地址都是一个：丰都鬼城银行。如今丰都城已被三峡水库淹没，这“钱”还怎么邮？我很怀疑，这“钱”他们是否能够真的收到？妈说这东西很灵，收到了“那边”就会来信，托梦给她。不管是否理解，我们只管照着大人说的去做，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本山很虔诚，烧纸的时候非常认真，嘴里念念有词。火光映红了他那秩气的脸庞，刻画出一个分明的轮廓。我们俩心境大不相同：我是给我的爷爷、奶奶们烧纸，多少有点糊弄的成份；而本山是给他的爷爷和母亲烧纸，都是他的至亲，显得很庄重。烧完了纸，我们立刻就恢复了我们玩的天性。那时候我们没有电视，也更没有春节晚会，我们只有在空旷的原野上尽情地奔跑、嬉闹，非常开心。整个一夜我们都没睡，为的是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过完了年，我们去乡里看秧歌。那时候各村都要组织秧歌队，踩高翘，跑旱船，挺有意思。踩高跷是个技术活，有点难度。我们小伙伴们也每人做了一副高跷，没事就瞎扭。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虽然穷，但是年过得挺有味。
正月十五，我们都到水库的冰面上去滚冰。当地有个风俗，说是正月十五这天到冰上滚一滚，一年到头脑袋不疼、肚子不疼。由本山带着头儿，我们十几个孩子一起来到冰面上。他让我们“毁”成一排，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冰面上，听他的口令。“滚！”他一声令下，我们几个各自朝不同的方向滚了起来。这下可热闹了，不是我踢了你的腰，就是你碰了他的头，乱成了一团。当我们迷迷糊糊地站起来的时候，本山却站在一边笑呢。原来他光让我们躺下，他却站着看热闹。我们又上当了。
本山在我们家过了一个很开心的春节。从1990年开始，我们家的春节都没有离开过本山，只不过他在电视上，我们在电视前。
第一章 学生时代一路欢歌一路笑
我家所在的村，名子叫“茶棚”。相传老早年间，康熙皇帝到东北来巡视。皇帝一行沿着官道从威远进入“柳条边”，走得口干舌燥，忽见远处有一个用草搭的棚子，便赶过去歇歇、乘乘凉。走近一看，棚子里正是个卖茶的地方，一口大锅里烧着水，几套简单的桌凳摆在哪儿。环境虽简陋，倒也干净、清凉。皇帝龙颜大悦，吩咐就在此饮茶。茶房很快端上茶来，请康熙饮用。康熙问他：“此地是何所在呀？”
茶房回答说：“此地偏僻，只有几户人家居住，没有地名。”
皇帝环顾左右，但见青山绿水，景色优美，就说：“这里倒是个饮茶的好地方，不如就叫茶棚吧。”
皇帝饮茶后高兴地走了，“茶棚”这个地名就从此留了下来。这名虽然简单，但却是皇上给起的，那叫受过皇封，可不是闹着玩的。
自从本山认我妈为干妈后，茶棚就成了本山的第二个家，经常吃住在我家。从莲花到茶棚的五、六里山路上，不知留下了多少本山的足迹和笑声。从莲花到茶棚有三条路：春天，水库的水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