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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考察社会的象征体系和服装的寓意而不是针织业的历史、纺织技术和清洗习俗。也许比起其他方面来，在这里条纹的问题其实是颜色的问题。在随后的几页稍稍提一下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摆脱贬义条纹的枷锁，重新发现在罗曼蒂克时代瞥见的褒义的条纹世界。不过这是另一性质的条纹，不再涉及水平性或垂直性的问题，而是颜色和宽度的问题，特别是从个人卫生的角度提出了社会秩序的问题—社会秩序与条纹总是密不可分。
（一）卫生的条纹
有很长一段时间，大约从封建时代一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西方人不能容忍直接与肉体发生接触的衣服和织物（衬衫、面纱、长裤、短裤、床单）是除白色或本色以外的其他颜色。有时比如在某些僧侣守则中，可能特意要求这些衣服未经染色。不染色比白色更能表示颜色的程度为零。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颜色被看做是多少有点儿不洁的东西（特别是通过动物原料得到的颜色），多少有点儿多余的和极不庄重的东西。必须让颜色远离由皮肤构成的隐秘和自然的表面。在这点上各时代有关颜色的西方伦理殊途同归，不管是十二三世纪的西都修道会或方济各会（圣贝尔纳和圣弗朗索瓦是染色和颜色的两大敌人），中世纪末的限制奢侈法、新教改革（对颜色的态度极为保守）、天主教反改革运动（可以说不得不采纳了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道德标准），还是在这一领域及其他许多领域继承了新教伦理的工业社会初期［71］。因此从11世纪到19世纪，一张床单或一件衬衫只能是白色的或无色的。［72］
最初的改变发生在1860年以后，首先是在美国和英国，随后在欧洲其他地方。冲破了新教道德、资本主义伦理和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后，制造商和他们的顾客逐渐习惯于买卖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白色的或本色的而是“彩色的”内衣、盥洗用布制品、床单和睡衣，刚开始时交易是遮遮掩掩地，后来，在一次大战后不久就比较明目张胆了［73］。从白色过渡到彩色的缓慢进程持续了大约一个多世纪，纺织品和衣服的种类不同，演变也不同。穿天蓝色衬衣在1860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1920年就成了一件时髦的事，到1980年又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蓝色的男衬衫甚至比白衬衫更普通也更常用）。相反，睡在翠绿或鲜红的床单上在1860年是一个不可打破的禁忌，不但在1920年而且在1960年仍然如此，十年后不完全一样了。今天，可以碰到这种情况，但不普遍。就床单而言，与衬衫相反，没有逐渐的演变，而是在近二十年加速变化和突然变化的。
从白色到彩色的过渡并非是所有地方同步发生的。不过，在所有地方，一切载体上都采用了同样的过渡物：柔色和条纹。事实上，不论在哪里，人们都不是一下子从白色过渡到鲜艳而饱满的颜色的，总是有过渡期，不管是对床单、内衣、毛巾还是睡衣而言，过渡期总是使用淡而柔和的色彩以及条纹织物。在同一时代向彩色过渡中常常发生伴随现象，对于同一物体而言，或者是通过使用柔而淡的颜色或不饱满的颜色，或者是通过白色和另一种同样不怎么饱满的颜色的结合（采用条纹的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在进程的一开始，即大约1920～1940年，担当此任务的主要是冷色［74］。
在这里人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西方服装体系中条纹和柔色之间几乎符合规则的相等关系（在其他时代或其他文化中完全是另一回事）。柔色是一种不彻底的颜色，不完全的颜色，“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颜色”［75］。条纹—在这一用途中—是一半的颜色，残缺的颜色，加入了白色的颜色。在这两种情况下，色彩是“破碎的”（几乎是指这个词的纹章学含义），尽管在技术上有很大差异，这两种破碎方式却起着同样的双重作用；给白色润色，使彩色变得纯净，使身体的卫生和社会道德得以保全，同时使得打破白色布或未染色布长久的禁锢成为可能。此外，在这一方面布和衣服所经历的过程，那些涉及卫生、健康和肉体的其他物品有时也会经历：厨房和浴室的墙、医院大厅、游泳池的方砖贴面、打扫用的器具、碗碟、盥洗用具、药品包装，从洁净的白色过渡到各种鲜艳的颜色总是以淡而柔和的色彩或条纹表面为驿站。
不过还是停留在织物领域吧，我们发现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因而与我们曾作过详细分析的中世纪条纹大相径庭的卫生的条纹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应用。我们穿条纹衬衫［76］和内衣；我们使用条纹毛巾和擦手巾；我们睡在条纹床单上；我们的床垫也是条纹的。是否可以认为这些接触我们身体的柔色条纹不只是为了不弄脏我们的身体，而且还有保护我们的身体的作用？保护它不被弄脏或污染，不会受到外界袭击，而且还保护它抵御我们自己的欲望，抵御我们难以抗拒的不洁之念？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前面谈到囚犯和苦役犯时提过的栅栏条纹和过滤器条纹。
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是几十年间，社会在卫生条纹上建立起详细规则的方式。在这方面典型例子的是衬衫和男式西服（指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条纹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符号学已经建立，可以根据所穿的条纹衣服来划分个人和团体：宽条纹或细条纹、将鲜艳的颜色与白色相结合的条纹或将柔和的颜色与白色相结合的条纹、竖条纹或横条纹、连续条纹或不连续条纹，某些条纹被看做是庸俗的，另一些则被看做是有品味的，一些条纹显瘦或使体形显得凹凸有致［77］，另一些使人显得年轻或显老，有时髦的条纹和不时髦的条纹之分。时髦的会过时，会走向反面，这个社会阶层与那个社会阶层不同，这个国家与那个国家不同，常常这样，甚至总是这样。不过几个恒久不变的例子似乎自上次世界大战以来抗拒了时间的磨蚀并且能够为广泛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对于所有与肉体接触的服装来说，甚至对于某些外衣来说，细条纹和浅条纹比宽条纹和颜色对比强烈的条纹更受青睐。因此，银行家和恶棍都穿条纹西服和衬衫，但绝不是同样的条纹：前者穿细道暗条纹，后者穿宽道亮条纹。
后者被看做是庸俗的。不过，显而易见，公开表白某种庸俗有时可能是“最前卫的”。同样，衣服上的条纹有较为男性化的含义，这似乎已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看法，尽管有众多妇女穿条纹衣服。有时人们将男性的条纹装饰与女性的小花纹装饰进行对比（这常常与长和圆的典型对比有关），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如果说极少看到穿圆点或小花内衣的男人—这几乎是离经叛道之举—但反过来说就不对了，因为许多妇女穿的内裤或胸罩上都有精致、优雅和美丽的条纹图案。
在本世纪，衣服条纹的规则变得越来越丰富、微妙和细腻，但与卫生和身体有关的条纹显然不是单独发生变化的，它与另一种性质的条纹相结合，形成并丰富了这些规则。在这些其它条纹中，有一种最为重要：海军的条纹。
四、现代条纹（19—20世纪）海军蓝与白色构成的世界
很难断定水手和海员是在何时何地开始穿条纹服装的。也难以确定其原因［78］。有关这一习俗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文字记载，在17世纪中叶以前画像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从17世纪中叶开始，在几张表现海战的英国画和荷兰画上可以看到穿横条纹制服上装的水手，条纹有时是红色和白色的，有时是蓝色和白色的。不过必须等到下一个世纪末才能看到这类例子大量出现。此后，条纹上装的使用更加普遍，甚至出现了类似的条纹长裤。从此，在大部分西方海军中，各种规章制度证实了水兵与条纹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使之系统化。
事实上，不是所有水手都穿条纹衬衫。它只属于水兵，也就是说在指挥官的指挥下参与操作的普通船员。在18世纪的绘画中，条纹衬衫似乎已起着表示水兵身份的服装标志作用，并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这件衣服把穿衣服的人置于军阶的底层。有时，可能含有贬义的意思。比如，今天法国海军军官仍然毫不客气地给出身行伍而不是海军军校的军官们冠以“斑马”的称呼。因为他们以前穿蓝白条纹针织上衣［79］。
历史学家有权思索在中世纪社会使用的贬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