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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往常一样，很克制地与我吻别，但在他的眼镜片后面，我好像看到了一瞥痛苦的目光。
到达柏林后，我在布里斯托尔宾馆的一套豪华房间里见到了洛伊·富勒，她正被一群侍女簇拥着。有十几位漂亮少女正围着她，挨个地抚摸她的手并亲吻她的脸。在我朴实的家教中，虽然母亲热爱我们每一个人，但她很少爱抚我们，所以一见到这种表达感情的极端方式，我就感到非常新鲜，甚至有些不好意思。这里洋溢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热烈气氛。
富勒简直慷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她按了一下铃，叫了一份极为丰盛的晚餐，我想象不出这么一餐饭得花多少钱按照约定，那天晚上她要在冬日花园跳舞，可我真不知道她能不能如约去表演，因为她正忍受着脊椎剧痛的煎熬，那群可爱的侍女不断地拿来冰袋，放在她的后背和椅背之间。“再来一个就行了，亲爱的，”她总是说，“好像不怎么疼了。”
那天晚上，我们都坐在包厢里看洛伊·富勒跳舞。我们面前这个光彩照人的形象，跟几分钟之前备受病痛折磨的富勒简直判若两人。我们亲眼看到，她一会儿变成了绚丽多姿的兰花，一会儿变成了摇曳飘逸的海葵，最后又变成了旋转升腾的百合花，流光逸彩，变幻无穷，就像古代术士梅林的魔术一般匪夷所思。多么伟大的天才啊！再高明的模仿者也难以再现富勒天才的万分之一。我陶醉了，但我意识到这是她天才激情的突然迸发，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她在观众面前把自己幻化成了千百个光彩照人的形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场面不仅无法再现，而且也无法形容。洛伊·富勒别出心裁地最先使用了所有变幻莫测的色彩和飘逸不定的纱巾，她是利用光影及色彩变幻的先驱者之一。回到宾馆时，我依然神不守舍，还沉浸在这位艺术家的神奇表演中。
第二天上午，我第一次外出观赏柏林的景色。我对希腊和希腊艺术的向往由来已久，柏林的建筑却在短时间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里就是希腊呀”我不禁惊叹道。
可经过仔细观察后，我感到柏林与希腊并不一样。这里只是希腊艺术的北欧翻版。柏林的柱子不是希腊那种耸入奥林匹亚蓝天的陶立克式圆柱，而是日耳曼式的、学院派的、考古学教授们构想的。当看见凯泽里奇的皇家卫兵踏着正步从波茨坦宫的那些陶立克式圆柱中间走出来时，我就返回了布里斯托尔宾馆，用德语对侍者说：“请给我来一杯啤酒，我累坏了。”
在柏林逗留了几天后，我们就随富勒的剧团去了莱比锡。我们没有带装衣服的大箱子，就连我从巴黎带来的小箱子也和别的箱子一起被留下了。最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一位那么成功的游艺场艺术家的身上。在经历了香槟大餐和豪华套房的奢侈生活后，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得被迫留下箱子离开柏林。后来我才发现，这是因为富勒在经理贞八重子的演出时遭遇失败，她因为偿还债务而变得一无所有了。
在这群光彩夺目的海仙和精灵中，有一位身着简陋的黑色外衣的少女，羞涩娴静，少言寡语，显得与众不同。她娇丽的面容里透着一股坚毅，漆黑的头发从前额向后梳起，聪慧的目光中带着淡淡的忧伤，双手总是插在上衣的口袋里。她对艺术很钟情，谈起富勒的艺术便滔滔不绝。她穿梭于那群色彩艳丽的花蝴蝶中，像古埃及护身符上的一只圣甲虫。我马上被她吸引住了，但我感觉到对富勒的热情占据了她所有的情感，她已无心留意我的存在。
在莱比锡，我仍然每晚都在包厢里看富勒的舞蹈，越来越热爱她那变幻无穷、不可捉摸的精湛艺术。她真是一个尤物——通过优美的动作，她时而像飘流无形的液体，时而像异彩斑斓的光柱，时而像跳动不息的火焰，最后在光与色交织的漩涡中向无限的空间扩散开去。
在莱比锡时，记得有一天凌晨两点钟左右，我被一阵谈话声惊醒了。声音嘈杂不清，但我听得出是那个红头发的女孩在说话——我们大家都叫她“护士”，因为无论谁有个头痛脑热时，她总是乐于帮助别人减轻痛苦并给以悉心照料。从她们兴奋的低语声中，我逐渐弄清了“护士”说她要回柏林去与某个人协商一下，以便筹集到足够我们去慕尼黑的费用。后来，也就在那天凌晨，这位红发女孩来到我的床前，很动情地亲吻我，并用颤抖的声调对我说：“我就要去柏林了。”去柏林也就是几个小时的路程，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激动不安。不久，她就带着去慕尼黑的钱回来了。
到了慕尼黑，我们又打算去维也纳，可我们的钱又不够了。看来这次已不可能再借到任何钱了。我就毛遂自荐到美国领事馆去寻求帮助。我请求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们弄到去维也纳的车票。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总算来到了维也纳。虽然我们并没有什么行李，但还是住进了布里斯托尔宾馆的豪华套间里。此时，尽管仍然很钦佩洛伊·富勒的艺术，但是我开始向自己提出疑问：为什么要把母亲一个人扔在巴黎？我在这个由一群美丽而又疯狂的女子组成的剧团中又做了些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在巡回演出的一切戏剧活动中，我只不过是充当了一个无所事事的看客。
在维也纳的布里斯托尔宾馆，我与那个被大家称为“护士”的红发女孩住在一个房间里。一天凌晨四点钟左右，“护士”起来点了一根蜡烛朝我的床走来，嘴里大叫着：“上帝叫我来掐死你”
我曾听说过，如果一个人突然发起疯来，千万不要惹怒他。尽管我当时很害怕，可我还是尽量控制住自己，对她说：“可以。你先让我做个祷告吧。”
“好吧，”她同意了，说完把蜡烛放在我床头的小桌子上。
我悄悄溜下床来，就像被魔鬼追赶一样，猛地打开了房门，飞也似地跑过长长的走廊，跨过一段宽宽的楼梯，闯进宾馆的办公室，大声喊道：“有个女的疯了。”这时我还穿着睡衣，卷曲的头发乱蓬蓬地垂在身后。
“护士”紧随而至，宾馆的六个职员向她扑了过去，把她摁在了地上，直到医生到来才松开。医生的诊断结果让我非常担心，于是我决定拍电报让母亲从巴黎赶来。母亲来了，我把对这里的一切感受告诉她后，母亲和我就决定离开维也纳。
之前和洛伊·富勒一起待在维也纳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艺术家俱乐部”里给一些艺术家跳舞，到场的每个人都带来了一束红玫瑰。当我跳完酒神舞以后，整个人被红玫瑰淹没了。那晚在场的有一位匈牙利剧院的经理亚历山大·格罗斯，他走到近前跟我说：“如果你希望有美好前景的话，就到布达佩斯来找我吧。”
现在，面对这个吓得我要死的环境，我和母亲都渴望赶快离开维也纳，我们自然就想起了格罗斯先生的话。于是，带着对美好前景的憧憬，我们到达了布达佩斯。格罗斯先生跟我签了一份合同，让我在乌拉尼亚剧院单独表演三十个晚上。
第一次签订这种在剧院里单独表演舞蹈的合同，我倒有些犹豫了。我说：“我的舞蹈是给社会名流表演的，是给艺术家、雕塑家、画家、音乐家们看的，不是给一般观众的。”但是格罗斯则反驳说，艺术家是最挑剔的观众，如果连他们都喜欢我的舞蹈的话，那么一般观众肯定会百倍地喜欢它。
我被亚历山大·格罗斯说服了，签了合同。他的预言果真应验了。在乌拉尼亚剧院第一个晚上的演出大获全胜，其盛况简直无法言表。我在布达佩斯表演的三十个晚上，观众场场爆满。
啊，布达佩斯阳光明媚的四月，万物复苏的春天。第一场演出结束不久的一天晚上，亚历山大·格罗斯邀请我们去一家饭店进餐，饭店里正巧有吉卜赛人在演奏音乐。啊，吉卜赛音乐是它第一次唤起了我的青春的情感。简直不可思议，听了这种音乐，我那情感的蓓蕾就开始怒放了。还有哪一种音乐能与这种生长在匈牙利土地上的吉卜赛音乐相媲美呢记得多年之后，有一次我与约翰·沃纳梅克交谈——当时我们俩正在他商店里的留声机销售区，他请我听他的机器里播放出来的美妙音乐，我对他说：“发明家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