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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精确地表现了他们的日常收视习惯。与预期相反，我发现，对于文本在思维自觉性上的关注程度并不与教育程度正相关，因为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一样，或更多地，忽略节目的文本特征。另一方面，我发现，一般而言，年龄与对文本的关注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因为年轻人更容易以一种注意力分散的，以图像为基础的方式使用电视，因此并不需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单一的节目而使收视变得富有意义。而且，当把收视关系的数据与一系列定性反应结合起来以获得注意力集中程度的整体认识的时候，我能够比较个体在特殊的电视使用的心灵和情感反应方面存在的异同。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电视使用的经验考察和解释时，统计调查的方法就帮助不大了。总体反应的数据抽象于真实的使用文化，这需要通过对这种文化进行先期的、性质的再构造，而再构造只有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性观察，然后才能按具体面目进行抽象。之所以一开始就要选择统计调查方法，是因为需要对收视活动进行客观的测量而不是定性的说明，使数据不受研究者主体性干扰，并能够巩固我的发现的有效性。但是，所获得的社会事实几乎不能提供任何线索来说明典型的、发生于收视文化的真实时间段内的收视关系。在关于反应的统计数据中，被遗漏的是人们进出不同的收视关系的情况，人们对这种或那种收视关系的偏好情况，以及人们在不同时间内，在不同使用情境中的不同的收视关系。这些收视活动的动力因素看起来可能很琐碎，没有意义，或干脆就不值得分析，但事实上，它们构成了媒体使用社会性的最重要的方面，包括使用过程中自我意识的形成。
我发现记录电视使用的社会性比再建构人们对选择提问的反应要求得还多，它甚至比在限制性访谈中用简单的、开放结果的提问方法从人们中获得较为精确的反应要求还多。对这种社会性的考察要求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而不是阻碍，重新构造人们对电视的心灵和情感的投入，尤其是重新构造人们对此过程的意识。在收看电视活动中，有许多一再重复的现实方面内容，进出不同的收视关系、摇摆于不同的故事与角色之间、同时收看一个以上的节目、来回改换频道、受快播画面吸引、醉心于画面世界，等等。尽管，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重复，人们会认为他们对电视的投入是理所当然的。乍看起来，他们并不总是能意识到影响这种投入的条件，或意识到这种投入给他们的生活所带来的意义。这是无意识的力量。而且，人们的这种投入在行为上是观察不到的，因为它们发生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且常常停留在那里。考察这种社会性就给社会科学带来了问题，因为这种社会性的许多内容不能客观地呈现，并且可以轻易地转化为变量分析的单元。但它仍然是可以考察的。但是做到这一点，却要求我们迈出重要的一步，离开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立场。
首先，研究人员必须从这样的观念开始，即当人们使用电视时，某种无意识会发挥作用；没有这种认识，任何复杂的方法都不能重新建构这种过程。在人们使用电视和初始阶段，人们的确不会意识到电视使用的不同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永远意识不到，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会把这些不同的内容带入脑中，在交谈当中讨论它们。这种情况既适用于收视者的行为，也适用于他们的思维。
第二，考察电视使用的社会性，要求清晰地展示社会科学家所不准备承认的研究者的主体性。这种研究要求开放结果的连续提问和意识取向的询问路径，以解释意义创造的动力因素，这种意义创造活动并不清晰，也不能被当作对封闭的或限制性提问的反应。与统计调查方法不同，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适合于这种考察工作。深度访谈可以被用来以灵活的方式指导或再指导询问，以了解人们的实践知识和自我认识，使他们重现反映其电视使用状况的思想、体验和行动。研究人员必须使人们能够重现他们参与收视文化的实践，既为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平常可能没有机会这么做，同时也为了分析本身的目的。这要求长期的开放结果的访谈结构。同样，参与观察可以被用来说明出现的电视使用模式，收视者可能还来不及注意或评价这种模式。这样，使用的社会性就可以被具体地对待，也不必强求使之适应变量分析的抽象性要求。而且，其他的种种考察方法，如收视者日记、焦点小组（focus groups）、电视自传等等，也能用来说明持续参与一种收视文化所具有的仪式性意义。
第二部分：电视使用的概念变量分析和主体性问题
有些社会科学家可能会指出，当动力因素在收视文化中出现的时候，变量分析技术的使用，与更为复杂的研究设计、更为精确的调查提问一起，可以医治社会性研究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使分析者得以测量电视使用的动力。我并不相信这种观点。在我看来，亦已形成的封闭性选择提问，不管其设计多么复杂，并不能允许研究者本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展现，而这种主体性在考察电视使用的性质，特别是展示其隐藏的内容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就其现有的情况看，变量分析在这方面显得十分不足。
现实地讲，要求经验现实的可测性意味着媒体使用的社会、社会心理方面的内容，必须在分析人员面前作为客观存在的、摆脱主体性的事实、数据出现，不管它起源于何处，属于哪个种类。因而数据就是科学抽象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把经验与可测量性同一起来，只要可测性被理解为客观性，这种同一就是成立的。数据可以永远不涉及媒体使用的那些经验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来源于对内在于研究过程的主体性的公开承认。这种被社会科学家理解为建立真理重要一步的同一化操作，其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且也事实上成为科学媒体研究局限性的重要因素。任何不能作为事实客观地展现自己的媒体使用社会性的，将不适应于变量分析技术的要求，因此，不能被当作经验的。结果，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媒体使用的文化维度要进入研究人员的视野，获得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构成媒体使用的复杂、多层次的社会过程就不值得认真的对待。阅读、收听或者收视背后的动力因素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更糟地，被完全忽略了。即便分析人员关心意义创造活动，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中，形成一种收视文化的观念是困难的，更不用说把这种观念转化为经验术语了。结果，收视文化的社会性，或文化，在媒体使用的科学主义模式中，从未得到过重要地位。
但是我认为社会科学家反思性地使用变量分析技术是可能的。这首先意味着，分析人员赋予社会事实的重要性应该与一种意识相关，即意识到这些事实是分析人员所相信的人们实际体验的再建构。因此，社会事实并不完全等同于收视文化中真实出现的社会过程。所谓反思，是要认识到社会事实的测量和实际媒体使用的社会动力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的重要性与分析家们赋予社会事实本身的重要性一样重要。
有趣的是，在社会科学模式内部，在传统的实际测量逻辑方面存在着缺陷。这些缺陷恰好使我们在应用变量分析技术逻辑时，在我们通常所见之外，真正发现电视使用的社会世界。其中的一个缺陷发生于默顿本人多年以前所进行的一项经验研究中。在《大众诱导》中，默顿把“情感关系的性质”作为诱导效应研究的“第三因素”，这种情感关系出现于信息的结构和内容与听众带入其收音机使用活动的心理倾向之间。由于情感关系的许多内容能够在对信息的反应中发现，默顿认为，对反应的测量并没有穷尽由人们对收音机的情感关系所决定的内容。当他决心测量当下的反应时，他被引导并断言，心理动力（无意识）过程和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着对信息处理的有意识反应，如何影响着无线电收听的一般习惯。这些因素当时并没有被默顿测量，但对无线电收听文化而言是极为关键的构成要素。默顿知道这一点，而且他认为，如果研究人员想要理解人们日常生活中无线电使用的重要意义的话，这些因素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