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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日常生活依然没有被分析人员发现；或者，更可能的是，相对于话语构造而言，这些观念从来就没有以足够独立的概念来对待，由于这个原因，她们所揭示的日常生活的那些独特方面就被包含在种种关于话语电视的观念之中了。在媒体研究中，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常常以关于话语的观念——有时是非常复杂的观念——开始，以关于话语权的观念结束。他们看不到任何使这些观念通过思考它们并把它们与其他具体说明日常媒体使用的社会方面的观念结合起来，使之更加具体地得到扎根的需要，同样，分析人员往往在做田野研究的困难面前缩手缩脚，就是说他们不能提供任何经验考察材料，这种考察取材于收视文化，取材于话语对人们的真实影响。批判的分析可以进行，但只能通过电视使用的社会性和收视文化的动力因素，与作为话语的电视的抽象作用合并起来的方式，才可以进行。
这些年来在文化研究中，把电视使用的社会性与作为话语的电视结合起来，把收视文化与电视文化结合起来，已经是一件实现了的事情。话语的概念架构在文化的批判分析中占有了突出的地位。“话语”、“主体地位”、“建构”、“位置”、“抵抗”、“对立”、“侵犯”以及“电视文化”和“收视文化”的可交替性——诸如此类的术语在文化研究中已经十分普遍了，它们已经不再需要再打问号或需要解释了。事实上，我们已经十分习惯它们的用法了，所以当我们看到或听见这类术语的时候，我们就会点头接受并进一步了解人们写下的或说出的是什么意思。所有的分析人员都明白，谈论作为话语的电视就是谈论权力、地点、空间的意义，话语正是这些方面与社会发生联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当我们把注意力从话语电视的理论与分析中转向经验问题，“话语权如何在收视文化中发生作用”的时候，在使用这些术语来说明和解释社会事物的时候，它们的抽象性、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不充分性就变得清晰起来。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必须维持话语电视、电视文化和收视文化之间的界限。如此，批判的目光就会被导向差距和脱节，这种差距与脱节，由于那些以话语为基础的特殊的概念架构的原因，目前还存在于对电视的社会使用的解释上。
第二部分：电视使用的概念文本（1）
那些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研究电视和其他媒体的人可能发现，我对话语电视的评论有点离谱和过分，甚至有点天真。在他们的眼中，我可能过分简化了话语定义及其作用，与我的评论相反，他们可能会说，话语的概念架构并不仅指事物或类似物的结构，而且还指话语的过程。他们也可能会说在我们的评论中得到具体化的是我关于话语的思考，而不是话语的作用本身。然后。他们可能会指出，正是这一点使我在我的书中不能更加全面的认识到话语概念架构的重要性。他们甚至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你所描述的使用的社会性和收视文化，作为外在于或超越了话语的存在，不能被理解为话语文本和社会文本吗？
在一定意义上，这的确是个问题。在所有以话语为基础的概念架构中，“文本”很适合用来解释我讨论的电视使用的社会复杂性。当前，这个概念在文化研究中大受欢迎，这些年来见诸许多学者的著作中，如霍尔（Hall 1989，1975）、布朗德森（Brundson 1991）、莫利（Morley 1994，1986，1980）、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 1995）、安格（Ang 1985）、拉德威（Radway 1984）、阿伦（Allen 1987）和普雷斯（Press 1992）等等。通过把电视概念化为文本，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界定了节目中权力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及范围广泛的诠释反应，而权力在此诠释中被人们建构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
电视（也包括其他媒体）分析方法的复杂性在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 1987）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他对媒体图像和观众的批判分析在文化研究中十分重要，是因为他把话语作为文本来讨论，引申出话语的社会学意义，从而推动了该领域理论的发展。对菲斯克和其他使用这个概念的人来说，文本能使他们同时从不同方向进行分析。从对象即电视的角度看，分析的焦点可以集中在构成文本的不同形式的霸权上。在这个方面，菲斯克关于电视的讨论是很有综合性的。首先，他看到在媒体中存在着唯实论倾向，这种唯实论把社会和历史事件人格化，因此混淆了这些事件的起源与这些事件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其次，他看到在媒体中存在着风格、流派，这种风格、流派为叙事和传统习俗设置了参考框架，使叙事能以我们在文化中熟悉的方式进行。随后，他看到了媒体中存在着叙事传统本身，如情节发展模式、角色化模式、叙事模式，它们使电视故事具有可预测性，能以一种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展开。同样，菲斯克也注意到节目的审美方面的内容，如编辑、灯光、摄影、场景设计等等，这些内容是整个电视生产艺术的一部分，与电视叙事融合为一，对视觉图像的独特魅力作用极大。对菲斯克来说同样重要的是，雷蒙德·威廉（Raymond Williams 1974）所说的节目流，即连续运动的图像，它使电视以一种看似永无止息的方式展现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对菲斯克和其他文化研究分析人员来说，正是通过上述这些节目的形式特征的共同作用，各种类型的统治性话语——性别的、种族的、阶级的、消费的——才能产生出来。对这些研究人员来说，这些话语在不同节目、不同频道中的重复，构成了节目中体现的社会生活的规范性秩序；这种秩序是强有力的，因为它正好与官方文化的标准和传统相适应，并把这些标准和传统扩展到新领域中。当然，在文化研究中，霸权在定义上并不是永久的、穷尽的。在节目中的确存在着对立性的反霸权的各种形式，当它们的确出现在节目中时，它们能打破文化权力的平衡，即便仅仅是短暂的，它们也能挑战精英所偏爱的规范秩序。所有的这一切——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描述、多元的情节和故事线索、人物的命运、不同的场景、叙事的方法、视觉图像的亲近性和可触摸性、消费的前景及其带来的愉悦，以及把有这些要素整合进统治性或对立性的话语——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对象，即作为文本的电视。在其客观形式上，电视文本一般被理解为能够以整合的、有意义的方式表达社会世界，即使提供这种整合的那些规范框架相互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紧张的时候也是如此。有意义的整合就在那，它只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但是，这种关于研究对象的论述，关于其置身于权力的论述，只是作为文本的电视文化分析的一个方面。即使不是更为重要的话，与这种分析同样重要的是关于解读文本的行动的概念化问题，即诠释的过程，正是在诠释中，电视这种复杂、多层次的对象才能被人们赋予意义。菲斯克和其他电视研究者把电视收视者理解为总是处于意义上置身于话语的，因此也置身于权力的过程之中的。正如对象即电视的情况一样，意义上的一致性观念在文化研究关于该置身过程和文本解读的概念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人们在社会中是占据位置的这一事实——通过年龄、阶级、性别、种族、宗教、派别等等——加上自我身份的形成，与人们置身电视的情形形成一致的关系，而自我身份又反过来为人们与电视相关的意义创造活动设置了参考框架。在文化研究中，社会位置和自我身份都是多样化的，所以文本解读就被理解为一项高度复杂的活动。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接受、拒绝或者商讨话语的意义。与对象的建构相比，解读或诠释行动是个更具不确定性的过程。
某些时候，人们可能允许统治性话语提供的一致性成为他们自己的看待事物的意义一致性方式。这些统治性话语的部分吸引力，在于这些话语与主流的社会位置和自我身份建立了共振关系，这种共振关系使人们把自己置身于他们表达的社会世界之中。当他们真的这么做的时候，在这种社会世界中发现的意义就成为人们自己的意义。比如，在菲斯克对文本电视的分析中，他发现父权话语的建构过程：节目可以连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