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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关于自我为基础的实践这种（传统的）观点相反，巴特勒认为行动来源于话语的重复和脱节本身，她认为：
把自我身份理解为实践，理解为有意义的实践，就是把具有文化认知能力的主体理解为规则约束的话语的结果，这种话语嵌入语言生活全部的、世俗的有意义的行动之中……作为过程，意义在其内部包含着认识论话语所指的“行动”……如果我们说主体是被建构的，这就意味着主体是受一定规则制约的话语的结果，这种话语支配着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上的唤起。主体不是由规则决定的，因为意义并不是基础行动，而是受调节的重要过程；因此，“行动”寓于重复的变动可能性之中……只有在有意义的重复实践中，自我身份的颠覆才是可能的（Butler 1990：145）。
行动并不寓于个体之中，而是寓于话语的重复之中。对巴特勒来说，在行动背后并不存在什么“做事者”，分析家也没有必要假设一个做事者，特别是假设一个具有自我身份的做事者，以便讨论诸如争执、侵犯等权力得到动摇的问题。分析人员没有必要针对话语设定的“自我身份”，来讨论行动。这样一来，被认为构成自我身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被认为是自我身份整体性一部分的内容，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就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实践的各个方面——自由、非决定论、灵活性——这些内容本身就是由意义系统产生的。
巴特勒从人们的内部开始讨论实践，再讨论话语的表层现象——即话语的重复和脱节。实践不再对应于人们的内部品质，而与内部品质的展示一致。实践就是表演，它有表演性。
在电视使用研究或一般地说发生于图像文化中的活动研究方面，巴特勒有关话语实践的论述是发人深省的、挑战性的，并具有启发意义的。在电视问题上，巴特勒提供的视角使分析人员能够考察规范性规则，正是这些规范性规则构成了决策以及节目本身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它使研究人员有可能超越这种规则，审视这些话语的重复和脱节，以一种文本研究通常所不具备的方法，说明权力作用的不稳定性和非一致性。在收视文化方面，巴特勒的思想使研究者能够说明自我身份在赋予收视实践以稳定性和一致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她的思想能使分析人员超越这种规则性和连贯性，考察话语和图像的重复和脱节现象，从而使我们发现电视使用中存在的灵活的、非关联的实践。因此，分析人员不能依赖话语和自我身份的稳定性倾向解释收视实践的一致性，而是相反，他们可以转而考察在这种倾向之间或之上存在着什么，以便解释在一致性实践之间或之上存在着什么。对那些采纳传统的权力和实践观念的文化研究者而言，巴特勒的思想最起码可以说是让人难堪的。但对我这样的发现传统方法在讨论人们和电视关系的问题上有所局限的研究人员而言，巴特勒有关行动和实践的视界，为我们清晰地理解在别处不能发现的电视收视的社会世界，提供了洞察的能力。
在所有以话语为基础的概念架构中，话语实践是与行动观念关系最为紧密的概念，因此，这个概念与“权力关系的生产性”观念紧密联系，也与这种生产性的部分的、断裂的以及不稳定的方式的观念紧密相关。从其自身看，“话语”的概念架构不是具体的，它太规范、太抽象了。“文本”概念架构由于强调解释和诠释活动，在这方面情况要好些，但是它也太规范，因此当讨论图像文化生活的那么多的实践内容时，它也很不必要地太过抽象了。由于话语实践这个概念架构的出现，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就不同了。“话语”和“文本”概念架构的特别局限性放弃了，人们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实践的新近发现的具体性上。应用这个术语的文化研究人员现在可以尝试把几乎无限的“社会事物”——话语状况和结构，行动与反应、反应与抵制、诠释、想象形式与体验等——看作权力关系的生产性，这是关系的实践生产力性，这种生产性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十分重要，而不必带上文化秩序和一致性的传统标记。
第二部分：电视使用的概念话语实践（3）
因此，话语实践的概念架构，充实了概念之间的重要脱节，解决了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一点人们已经不再争论。但让人们争论的是，在文化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话语实践这个术语是否能够充分地概括电视使用文化的复杂的社会性。首先，这种文化研究的“中心”术语——“实践”、“行动”、“主体性”本身就是对人们真正的所思、所做、所为的抽象说明，是发生在实践名下的具体性指称，只要实践的人是在这种分析中被抽象出来的。因此，就似乎是批判与放弃本质论以及其他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要概念架构的无辜的牺牲品。令人好奇的是，电视使用中那么多的现实与具体内容——转而投向电视而不是其他活动的决策、人们给予他们的电视收视活动的思想与情感形式、他们创造并维持每日使用电视仪式的持续性——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当这些内容被从话语实践的镜头来审视的时候，干脆就没有得到说明。不管使用的术语是什么，不管它们的复杂性程度如何，如果实践的概念不能起码地包括有关实践着的人的观念，特别是一个他的实践并不仅仅总是或早就被建构在话语之中的人，那么研究电视的文化研究分析人员，就永远不可能充分地说明使用的社会性或独特的收视文化现象，这种收视文化缘于文化研究者声称要解释的权力的生产力性。
把话语扎根为实践并不是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没有必要再去区分“话语”、“社会”、或“文化”这些概念；另外，还要解释的是，如果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把“话语”从其他分析或现实的领域中区分开来。就是因为话语被明确地认为能以现实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所以对上述类型解释的需要就显得更为强烈和急迫。但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通常却不向这个方向迈进。相反，他们依然认为，社会和文化过程就是话语实践。而且，他们相信，作为产生实践的地点、场所——由社会建构的，毫无疑问，实践着的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的能力，而关于这些能力的观念，在解释实践或概括行动方面已经不再是太必要的。由于“社会”和“文化”的消失而造成的分析与经验之间的脱节现象，由无数术语中的这个或那个来解决，这些术语包括：抵抗性实践、对立性实践、侵犯性实践、诠释实践、编译性实践；表演、实践的表演、表演性、灵活性；游牧实践或游牧主体性；或更简单的，如行动、主体性、或干脆就是实践。在任何情况下，自我建构、社会性以及文化构成的动力学机制等问题，依然是被抽象处理的。
我们除了表示同情之外，的确可以发现文化研究的模糊之处，它不仅表现在到底是什么构成了话语实践这种行动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表现在实践、行动和主体性如何在后现代条件下被认识这方面。这就表明了一个事实，电视研究，或说大众媒体研究，以及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争论的领域。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数不胜数的概念上的含糊与差别，这已经成为平常事了。比如，在文化研究的大框架内，它们作为错误的界线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间，它们作为概念上的差别而出现，被转化为所强调的内容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又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