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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在什么是话语的以及什么是社会的两者之间，概念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实际上开放了对电视使用和其他媒体使用，或更一般地说，对实践的研究。批判性研究者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地位上，因为他们现在可以重新思考这些年来一系列在文化研究领域之外没有充分使用过的更为传统的概念架构，用这些概念架构去研究构成能动性以及给予实践以形式的复杂过程。
在我跨越学科界限进行研究时，我发现有几种理论建立了主体性的概念架构，在这些概念中，生成的社会性这种要素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比如巴特勒，试图克服种种本质主义的观点，同时又重视话语和权力的重要性。比如，玛格丽特·马勒尔（Margaret Mahler 1975）在《人类婴儿的心理学诞生》（The Psychological Birth of Human Infant）中，利用她在文献阅读中发现的材料，以及她自己对婴儿和早期儿童行为的观察，发现在早期照料关系中的持续照顾能使婴儿培养起持续的模式，借以表达婴儿自己的身体以及构成婴儿周围环境的客观事物。这种表达的内在世界与那种照料的持续模式一同生成，成为最初的自我意识形成的标志。照料的社会关系能够独立地继承存在下去，但表达的能力却成为婴儿生命中社会性方面内容。马勒尔当然认识到这种持续性——照料的、表达的以及自我的持续性——并不是婴儿和早期儿童关系中惟一的可以明确定义的特征，但是考虑到在文化研究中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把能动性与主体性本质化的倾向，对马勒尔来说，注意到这种持续性并不是既成的，早就存在着的，是至为关键的，相反，这种持续性应该被理解为生成的，是在儿童早期体验中社会性地建构发展的结果。
另外，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 1977，1965）作为研究早期儿童发展的心理学家，他在产临床实践再建构过程中发现，在婴儿生命的早期阶段，照料的持续性有助于形成一种对身体的意识，身体成为一种限制性的膜，使成长的婴儿与其周围环境区分开来。温尼科特称这为“自我边界”（1965）。如果照看婴儿的人继续以期待婴儿的欲望或行动的方式作出反应，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他们讲的“智力使用”的情形：婴儿能够发展并维持身体统一性意识的第一个实践基础（1965）。温尼科特认为，在存在着一种所谓的认同以前，婴儿在头脑中能够重复使用这种智力，使生活照料者不在场的情况象征化为在场的情形。温尼科特认为，智力的这种使用与诸多其他概念的架构相关，如象征化符号化的能力，他把这种能力称之为游戏；另外，智力使用与符号化能力还与他所谓的真我相关，而所有的这些东西又与他所说的“创造性生活”和“儿童的生命”相关（1971）。儿童的自我意识和其创造性地投入文化生活的能力是在游戏中形成的。和马勒尔一样，温尼科特认为，看得见的行动和表演总是与思维与情感的内在过程相关的。或许最为重要的是温尼科尔与马勒尔一样，强调的是这种符号化和游戏能力的社会建构性，而不是其心理学或生物学的本质论根源。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社会性及其主体问题（5）
在这些论述中，儿童的早期实践被理解为生成于重复的过程中——照料的姿势和社会关系以及稍后与之伴随的语言的重复。但与我们在文化研究有关实践的论说中所发现的不同，马勒尔和温尼科特所说的看得见的实践的重复，必须是与一种内在性、一种对体验的内部思维相关的。不管这种体验是来自于话语、来自于社会性或同时来自于它们两者。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心灵、自我和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中，在阐明他的社会性概念架构过程中集中讨论了社会、自我以及自我反思的暂存结构问题。他反复指出，只有认识到社会生活以后，自我，尤其是自我反思性才是可能的。在《关于现在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中，米德说：
社会是一种个人的系统化秩序，在社会中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有分化的活动……只有当在他扮演自己角色的同时扮演他人的角色时，社会才能进入到不同的个体中去。正是因为社会的结构性组织，不断地在某种组织起来的活动中扮演他人角色的个体，才能发现他自己在相互关联的行动中选择某种共同的东西，并且承担我所称的一般他人的角色（1932：82）。
对米德而言，自我是由具有表演性的“主我”和“宾我”构成的，宾我在他看来，是个人对其外部构造的认识——社会角色、各种社会中的种种社会位置、以及在日常生活、社会际遇中人们被类型化的不同方式。米德认为，人们一般最起码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社会位置——主我和宾我。人们同时拥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位置，就是他所指的自我的社会性。他认为，社会性就是同时成为不同身份的能力。生成于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具有不保持同一性的独特性质；他说，它的生成取决于差别的同时存在。
因此，社会性既表达了一种意识，一种内部的对自己由客观社会现实所构造这一事实的反思，又表达了社会行动本身。在米德的框架中，实践既包含了表演即行动本身，也包含了这种内部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反思性，这种反思性使人们能够建立他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实践目标。个体能够意识到他人和其自身，意识到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同时也能意识到社会关系所强加的规范限制。个体能够作出判断、监测思维、进行体验和行动，所有的这些方面都发生在与外部话语世界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在这种关系之外，或先于这种关系。而且，米德的社会性概念与温尼科特关于游戏和符号化的观念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他们二人那里，实践被理解为社会性地建构的，认同的形成区别于自我，而符号化行动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发生于两者之间的。
在所有的这些论述中，如果存在着某种前话语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某种没有完全成形的“主我”，这种主我游离于社会情境之外，而更多地表现为个人在其机体形成的起始阶段上所具有的心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特点。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人类躯体的自然因素，与尼采（Nietzscht；1968）、德勒兹（1983）和其他人所说的生命力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也与在拉康的主体性概念中有突出表现的不好把握、但却总是存在着的欲望概念大同小异。另外，用我的方式讨论社会性，只是叙述实践故事的一部分内容。心理学家会首先指出，这种社会性总是会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裂、脱节等关系的作用下而偏离讨论的中心。更加全面的讨论主体性的这些方面的内容在此是不可能的。在此，我只是想承认，它们的存在和潜在的影响力，使我所描述的社会性概念更为有效。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结论
社会性是生成于实践之中的。它的独特特征——符号化、想象、反思性思维、内部意识——在话语概念架构中没有得到充分把握，甚至在那些声称集中讨论解读或文本诠释，或讨论实践的表演性的那些人那里，也是如此。尽管令人费解，但在文化研究关于主体性、能动性和实践的论述中，社会性概念只是得到了不明确的表达，或干脆就没有出现。分析人员似乎偏爱于假设人们的这种内在领域的存在，包括这种内在性与在话语和权力的标签之下所体现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但是，如果不能具体地说明这种社会性概念架构，关于权力和抵抗的论说将依然处于不必要的模糊之中，即使抵抗被理解为由权力生成的，情况也是这样。
如果返回到巴特勒关于前话语“主我”的审慎的论述中去，分析人员如果愿意，就可以应用一系列事关社会和社会性的概念架构，而避免重返本质论思维的危险。在话语概念本身的框架之内，有关社会性的思想——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