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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中经验地论述了人们对于这种电视使用方式的担忧。作者发现，许多人都说电视收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被动的活动，相对于其他闲暇活动而言，收看电视并不要求他们集中多少注意力。他们同时还发现，有些人投身电视是为了缓解“非结构性时间”中体验到的那种不适，用作者的话来说，媒体能够帮助收视者“维持心理稳定”。另外，作者认为，过多地收看电视可以导致收视者更加不能容忍非结构性时间，从而使人们回过头来继续收看电视，在些过程中，收视者的心灵和情感体验对电视的依赖就得到了巩固。
电视首先是一种可以看的，只是能看的媒体，日复一日地，电视图像就在那流动着。只要收看，而不必监测、评价和判断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上所出现的内容，人们就可以获取并认识到他们所见所闻的社会意义。有人经常说电视使人放弃了使他们的体验具有意义的责任，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无意识性。因此人们在收视过程中不必积极地参与，或控制节奏，形成一种连贯性或洞察力，电视就成为这样的一种力量，它能逐渐慢慢地削弱人们的思维自觉性要求，使他们不能对参与或从事某种活动的自身有清晰的认识，它能使人们在不必思考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中而获得愉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较少思维自觉性的或无意识性的电视收视方式，首先会阴险地扩大到人们这一媒体的取向方式上。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电视就具备了一种权力，使人们在不必思考他们正在如何收看电视中获得愉悦。这就是我所说的电视所拥有的使人们的心灵体验标准化的权力。
在我访谈的人中有八个人的收视模式存在着这样的收视权力。这八个人在下班以后规律性地投身电视，但不是下班之后的每个晚上都这样，这一点不像前面所讨论的那三个人。当这八个人投身电视的时候，他们对电视的投身相对于他们当时对其他活动的投身而言，可以概括为“较少思维自觉性”的，这种较少思维自觉性的投身使我能够把他们与其他的收视者区分开来，他们包括四个女性、四个男性。其中白人五人，安妮是波多黎各人，约瑟是菲律宾裔美国人，而法兰克（Frank）是华裔美国人。
这八个人中的每一位都上正常的白班，他们下班之后的日常活动范围广泛，而且每天都有所不同，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具体情况和心情。每个人在从事各类活动中思维自觉性程度都各有不相同，所从事的活动也不相同，因为在下班之后他们并不惟一地投身电视，电视并不能像在罗布、唐和菲尔那里那样，具有为这八个人的世界设立话语参照框架的权力。这是因为这八个人在下班之后的时间里并不专心致志地收看电视，电视也不能像在前面三个人那里那样，组织他们的诠释过程。但是，电视权力以不同的方式在这八个人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这是说，电视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标准化。
在这八个人的访谈中出现的对电视思维自觉性程度较低的投身活动，最起码从表面上看，表明了标准化的电视权力效应。这八个人都说，在下班之后投身电视时，要比在这段时间内所从事的其他活动时较少地体现出思维自觉性。这种情况发生的方式不同，但在绝大多数人那里，他们说他们都是出于习惯而收看电视。
玛乔里（Marjorie）是一家出版公司的生产经理，她回家之后就会打开电视机，然后做家务活。雷（Ray）是位出版公司的设计人员，她的情况与玛乔里差不多，在利普顿（Lipton）运输部门做职员的安妮（Annie）以及仓库管理员约瑟的情况也是这样。珍妮（Janine）是一位出版公司的编辑，她的情况与其他人的模式稍有不同，她说她丈夫经常习惯性地收看电视，但她在厨房忙乎的时候只能听，不能看。但即便当她独自一个人在厨房忙乎的时候，电视机开着这一事实也足以成为她惯常活动的一部分内容。从情感和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她和其他人一样，都不会意识到她正错过的是什么，也不会意识到，通过开着电视机，她正在投入的是个什么样的领域。
在描述这种特殊的业余活动时，玛乔里、雷、安妮、约瑟和珍妮都不曾提到任何短暂的对电视的某种期待，而这种期待却是人们以一种更为游戏性的方式从事某些活动时所具有的特征；同时，也没有人说他们会像其他人那样试图摆脱与工作有关的想法和体验。他们在描述中使用的语言说明，下班之后投身电视只是他们所做的某种事情。尽管在他们中间，在收视的节目、他们用来收视的时间和注意力程度上有所变化，但他们都以一种不假思索的方式收看电视。
但在我的访谈中，上述思维自觉性较低的投身电视并不是惟一发生的情形。
米切尔（Mitchell）是一位出版社的生产经理，在他准备晚饭、吃饭或阅读报纸的时候，会把电视打开；但和简单的让电视机开着不同，他说，他投身电视的时候，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发现点刺激的、有趣的、能够在他下班之后占据他脑子的东西。对卡罗尔（Carol）来说也是这样，她是米切尔所在出版社的编辑；法兰克是维修机师，他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俩人在投身电视时，并非只是出于习惯，而是与米切尔一样，想以一种有趣的刺激的方式收看一会电视。卡罗尔有时就期待着以这样的方式收看新闻节目，而在法兰克那里，和他的两个小儿子一共收看电视则充满了乐趣，不管他们收看什么，这都是让他们“相互交换意见”的机会。
米切尔、卡罗尔和法兰克就像他们投身电视那样，下班之后从事其他的一两种活动，但对他们中的每个人来说，他们还有另外的活动需要投入更多的思维自觉性——反思性。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思维自觉性程度较低的投身电视（2）
尽管米切尔下班之后一般以一种游戏的方式投身电视，但他也同样以一种思维自觉性较低的方式给朋友打电话、或外出喝上一小杯，他做这些事情不像读小说时那么投入。对卡罗尔来说，投身电视与投身弹钢琴的情形是一样的，但与她去读经班或与朋友一同打球等活动相比，思维自觉性程度要低一些。同样，法兰克投身电视的方式同他与其孩子相处的方式是一样的，但他在做家庭小工程时，思维自觉性程度要高许多。 因此，与他们投身电视的情形不同，他们三人在下班之后起码会思维自觉地——反思性地——投身于某一种活动。
对上述八个人而言，投身电视在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意味着与他们从事的其他活动尚有差距。许多年以来，他们的投身电视活动一贯地具有思维自觉性低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身电视似乎已经仪式化为这样一种活动，就是说，他们都隐隐约约地明白，相对于其他他们规律性地从事的活动而言，投身电视是件并不需要多少心灵与情感投入的活动。
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并不想否认经验上存在着电视使人们的心灵体验标准化的权力；我也不想争辩，在一种更为抽象的理论分析的层次上，电视并不拥有产生这种权力效应的能力。但对我来说，这种标准化的效应，这种发生于人们生活之中的标准化效应，由于人们在其他活动中有思维自觉的投入而受到了抗衡。说人们在投身电视过程中比投身其他活动的思维自觉性低下，就是说他们在投身其他活动时比投身电视有较高的思维自觉性。除了这种同义反复的推论之外，事实上也是如此。标准化效应是可以讲得通的，但人们在投身电视的同时还参与着其他的活动，而且事实上更具思维自觉性地参与其他的活动。即使电视能够产生作为其权力效应之一的标准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权力观念本身也不能解释电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全部意义。如果不能明确地思考人们思维自觉性的变化与差别，而形成有关权力的观念，我们就很有可能把抵抗性或对立性诠释作为对权力的最具可能性的限制。这种批判性解释表达了一种实践知识，即电视收视者通过其在宏观文化中的社会地位而获得的一种实践知识，当涉及到文本的权力问题时，批判性解释这种实践知识能够说明，这种权力在设置人们的意义参与框架、构造人们的诠释过程方面是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