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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可预见性的品质贯穿了电视节目的各种类型。不论是在肥皂剧（不管白天的还是晚上黄金时间的）、竞赛节目、当地新闻、体育赛事现场转播中，或者像《预言谋杀》（Murder She Wrote）、《加州法律》、《山街警察》、《艾斯威尔大街》（ST。 Elsewhere）等极富戏剧性的连续剧中，还是在诸如《离婚法庭》（Divorce Court）、《法官》（The Judge）、《真实的忏悔》（True Confessions）以及《人民法庭》（The People’s Court）等现实性取向的节目中，都有这种性质。事实上，合理性的这一方面是最频繁地被收视者所提及的。例如有一位观众说到：“我喜欢《佩里·梅森》，是因为它的无法预知的阴谋以及看佩里·梅森是如何把坏蛋一个个揪出来的。这时你不得不一直保持你的注意力，我喜欢那样。”另一位观众说他喜欢看《山街警察》是因为“你不会总能预测到剧中人物将要做什么”。同样的，一位观众说她对“考思比秀”的喜欢是出于“我不知道孩子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一位图书出版公司的编辑经常观看文艺频道的那些极富戏剧性的节目，因为她说：“这些节目都具有不可预见性……我总被置于下面将要发生什么这样的思考中。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有一种真实的感觉。你无法猜到事情的结果会如何。”她又进一步把这种不可预见性与网络电视的可预见性作出了比较：“如果是《米斯特拉尔的女儿》（Mistral’s Daughter），我们在开演后的前5分钟就会知道她（女主人公）会死，而且会死的很美丽。”事实表明人们会把他们对合理性地要求与节目的不合理性联系起来，在我与人们一同收看电视并进行观察时，我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当人们对某故事描写的情景和情境感兴趣时，我发现他们对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剧中人物可能会做什么，某一人物的行为会对其它人物产生何等的影响等等很好奇，并会大声喊出自己的预测。这就表明事情比较可信，足以暂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合理性（3）
在我对收视活动的访谈和观察中，很明显可以发现合理性的三个方面相互补充，而且有时在许多地方会同时发挥作用，这就加强了某些特别的节目对人们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很有可能就把注意力集中于文本并且在整个收视过程中保持对节目的关注。合理性的这几个方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观众是否会将其列为他们喜欢的节目。像《山街警察》、《加州法律》、《家庭纽带》、《60分钟》、《危险》和《幸运轮》等节目一次次被我访谈的人们作为最喜爱的影片提及——他们会连续观看或者说尽量地不错过。对于“考思比秀”尤其如此。许多此剧的忠实观众都说，他们认为剧中提供的各种情境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真实的，剧中的人物表达了一系列的人类情感，这些情感看起来非常接近于现实中人们的情感生活，而同样地，现实生活也为剧中社会活动的展开提供了“不可预见性”的性质。观众不只一次地提到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
研究表明，合理性判断总会出现于人们最喜爱的节目中，而且这类节目总是会被许多人收看。这些事实表明在收视文化中，人们思维自觉参与的这一特别方面可以受到电视节目的主流趋势的影响。人们的合理性判断不能也不应当用来代表他们观看电视节目时所发生的诠释过程，但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特点的人对节目有不同的品味和爱好，然而他们却集中对同一节目作出了合理性的判断。这种事实，正是乔治·吉尔伯纳（1977）在论述关于电视的主流化效应时所致力于揭示的。
虽然这种主流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同一备受喜爱的节目中，它把有关合理性判断的各个不同方面结合起来，然而“合理性”作为一种概念发挥作用的收视文化中，这种主流的影响并不是万能的。当然，当人们收看电视时，这种结合代表了合理性判断起作用时比较一致和稳定的过程。但在电视的日常使用仪式中还有其它的不太一致的过程。被某些观众认为是合理的节目在其它观众的眼中却是可预知的和程式化的。总的说来，我发现对那些被公认为是合理的节目，不同人的看法也会大相径庭，即使他们使用同一种判断标准。对于某些人来说，合理的节目可以从那些真实性定位的节目如《法官》、《真实的忏悔》到家庭情景剧如“考思比秀”和《家庭纽带》之类的精选家庭情景喜剧，同时也可以包括像《洛克福特档案》、《山街警察》和《西蒙和西蒙》（Simon and Simon）这样的警匪及侦探片。然而对于他们而言，那些具有真实性取向的节目或者晚间黄金剧场的肥皂剧却不在此列。还有其他一些人认为黄金剧场的肥皂剧如《达拉斯》和《诺特的着陆》（Knot’s Landing）以及那些较有创意的节目如《加州法律》、《艾尔斯威尔大街》和《山街警察》，才属于合理性节目的范围。或者有些观众认为像《幸运轮》之类的竞赛节目根本不具合理性，甚至有的观众声称他根本看不下去。与之相反，另外一些观众却认为此类节目相当合理。有一位观众说这些节目“非常有趣”，因为你不知道游戏的结果如何，你可以去猜测并试着解决它。
在我访谈的人当中，主流影响在形成合理性判断中起作用这一点从人们达成的对某些特定节目的合理性判断共识中可以看出来，同时，通过对不同节目的选择，这些判断还具有分散性。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肯定的判断会不谋而合，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们会产生重大分歧。这种合理性判断的分歧部分起源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任何某一时间或任何全部的时间里，当人们作出合理性判断时，总会有无数的节目供你选择。这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节目，与收视实践活动各种各样的因素相结合，那些被观众认为是合理的节目不论在他们作出此种判断时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都是具有不可预见性的，而并非以直线性或前后连贯的方式展开。勿庸置疑，除了收视率以外，关于是否将节目置于第一位置播放这一决策，观众几乎没有任何的直接发言权。就这一点来讲，社团决策无疑是不民主的。这成为主流趋势影响电视体验的商业力量的一个证据。然而同时，人们继续提供他们自己的参照点并以不可预期的方式作出合理性判断。与以上提到的主流趋势相对照，在收视文化中，这种合理性判断的分散性构成了个人参与收视文化的多元化的一方面内容。
在许多访谈中，我也注意到在观众描述他们如何作出合理性判断时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除了把剧中人物、故事及情景与现实世界的参照点作出比较外，许多观众还在不同节目、或电视节目与电影、电视人物与电影角色等之间进行对比，以判断什么才是合理的。一位观众在做了《家庭纽带》与“考思比秀”的对比后觉得后者是合理的，他这样写道：
整个《家庭纽带》的模式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对我来说，它就像为迈克·J。福克斯制作的明星工具……以剧中人物的互动性来讲，它显得很虚假。我承认这个节目很滑稽有趣，而且比《三人公司》（Three’s pany）这类节目要稍高一筹——那个节目可以说完全是（电视的）陷阱……它就象蜻蜓点水一般只掠过表面，而“考思比秀”却能发掘更深的东西。
另一位观众清楚地解释了作出合理性判断时这种文本间的比较方法，他是这样来区别不同的家庭情景剧的：
我认为“考思比秀”与《我们的家》（Our House）是不同的，在《我们的家》中，他们抨击的是当今的社会现实，而且是强烈的抨击。此剧设计了那些导致家庭破裂的问题并指出如何解决它们，我喜欢那样；然而对于“考思比秀”，我并没有看到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很明显他们在尽力搞笑，你一看就明白是那么一回事了。在如何处理问题这一角度上，“考思比秀”和《我们的家》分属两个极端。《家庭纽带》或许更接近于“考思比秀”的风格，但有些地方显得比较折中。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合理性（4）
类似的，还有一位观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