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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迪亚开门见山地说：“生意怎么样？”
“马马虎虎。人们有需要，我在这里独家供应很多东西。”
“你家里人怎么样？”
“那位就是我女儿，”派特尔先生说道，做手势指着货架旁边一位年轻女郎，女郎转身背对我们。派特尔先生站在堆满一大盆的食盐前面。“这个店都是她在管。我还得照顾许多其他生意。”
“哪些其他生意啊？”
派特尔先生说：“太多了，跟你也说不上来。”他嘴巴嘻开，发出一个近乎大笑的声音。“这里不过是一家小店。我其他事业占我时间多啊。还有房地产。”
“不过，钱在这里像废纸一样，”维迪亚说，“你又怎么应付呢？”
“我应付得来的。我办法多得很。”
“所以说，你一点也不担心。”
“哈！我日子好得粉呢。”“好得粉”，正是他说的。
他开始舀起一勺勺的盐，倒进纸袋里面，每舀一勺就喃喃自语。
“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时局越来越紧张了，你也知道。”
派特尔先生说道：“我自有出路。”经过维迪亚一连串质问，他的神情也收敛严谨起来。他还在舀盐、自语，卷折着褐色纸袋，作响。“我不会有事的。”
“那你的女儿怎么办？”
“她也不会有事的。”接着，他停顿不语。他说：“失陪了。”就转身过去，不再搭理维迪亚。
我问道：“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已经离开那家店铺了，闲晃在空旷的哥马路上，维迪亚像个军人一样阔步行进。
“他在撒谎。”
那个人讲的话，他一个字也不相信。
获得肯定（2）
“他一个蹦子儿也动不了。非洲人会占了他的店和他的货。他讲自己其他的买卖时，根本就在鬼扯。你看看，他又是怎么对待他的女儿的？逼她在那里工作。”
基伏湖映照着高湿低垂、灰色的赤道天空，呈现一片黯淡银灰湖面。沿着湖畔生长的树木，也因为天色昏灰，而显得晦暗而不透光。街上行人瞪着我们张望，虽然，身上穿着褪色制服的军人没往我们的方向多看几眼，只是重步行军过去，皮靴橐橐踏步，扬起一阵灰尘。他们的靴子与来复枪，式样老旧，看来却坚不可摧。音乐奏起，刚果歌曲听来很有巴西风味，马林巴与喇叭高鸣。军士、无家孤儿、野狗、鸡群，以及破裂的招牌，在刚果偏远的一角。
“他是个死人，”维迪亚讲起R。 J。派特尔，“他们全都是死人。”
之前，在坎帕拉与内罗毕，我曾经听他这么讲过。不过，当派特尔说他不会有事的时候，我倒是相信他的。而我也因为身处非洲之心而兴奋。在我看来，倘若你将手指捺在非洲大陆地图中央，那就是这个地方，哥马，泥泞的湖畔地区。我试着以维迪亚的目光看待周遭，不过，我办不到。我既不曾经历过他的生活，也没写过他的书。他决定的心意快如旋风：观察对他而言，就是拟定结论。我知道，不管我写些什么，跟他的观点都不会相仿。他不曾问我想法如何，说不定还是一桩好事呢。
“我很高兴，我也见识到这一点，”他说，“我想，我们该走了。”
我们再在米拉玛过了一夜，再度置身于纷扰争端的比利时人之间，堆满菜肴的餐桌，过于明亮的桌灯，接着，我们再度驱车前往鲁亨格里，直奔乌干达国界。
维迪亚说；“我想你一定会干得很好的。”我们即将到家，他爽朗多了，精神也显得振奋不少。
今年四月，我就满二十五岁了。我在非洲以外地区，毫无出版建树。我很渴望给自己的小说找个出版公司。我吞吞吐吐地跟他这么说了。
“别担心，”他说，“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在四十岁以前就搂了一大堆钱。答应我，你绝对不会那么做。”
我答应他了，跟他保证，我不在日后十五年之间大发横财。
“先专注在你的写作。等你过了四十，没问题──你爱赚多少钱，就赚多少钱。”
维迪亚离四十还远着，不过，他讲起话来比我爸爸还老气。
我们继续开车，上上下下在基杰奇山丘。车身顺着七弯八拐，重新开上大草原。广袤无垠的非洲晴空下，我们经过大型野生动物与长腿苍鹭，驶过纸草丛生的沼泽。现在，一切看来都如此熟悉。
回到坎帕拉，在我的房子里，他还在我家做客，我满脑子都是他讲过的话，以及我想落笔写下的东西。我甚至连澡也还没洗，还来不及沐浴去除狩猎远行沾上的尘土，就急忙冲进书房，开始写了起来。
经过我的房门时，维迪亚探头进来一看，欢呼一声：“这就对了！”他很高兴，“以前我也是这样。晚上，有的时候，我们参加人家的晚宴回来，我就会直接进书房写东西，就像那样，我身上连外套都还没脱下来呢。”
他踱进书房，浏览散在一旁的稿纸。他上下颠倒地看着。我本想将纸张移正，方便他阅读，他却说：“不，我不是在看你的文章。我在看你这一笔字。”
他看得更仔细了。
获得肯定（3）
“是。是。是。”他点点头，“这笔字不像美国人写的。非常特殊。直率，知性。那就是你。”这话可比他的认可还受用。
一连数周，他都热切地讲着要离开乌干达，回到伦敦。在他临行之前，他送我一条他在英国买的领带。“当时，我就知道，我一定会碰到可以送这条领带的人。我想送给你。”领带崭新，非常细窄──那正是设计风格所在──而且还是橘色的。当时，领带还放在原装浅盒里面。我从不打领带，不过，我很感谢他送我这个礼物。在他临走当天，他又送我另外一个礼物。他详尽无遗地跟我讲述他做过的一个梦，梦中牵扯到他的弟弟，以及一桩他犯下的谋杀。我仔细谛听，他人一走，我马上就把这个梦记在我的笔记簿里。
看他离开，叫我难过。我就要失去我的良师，而他同时也变成我的朋友。他认真地看待我，对我而言，意义重大，而他待我犹如同侪作家，更鼓舞了我。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这样对我。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已经获得了他的肯定。
接着，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在非洲从来不会想家，也从来不会因为所见所闻而沮丧绝望。我来这里是为了工作，而我也一直对这个饭碗，心存感激。我喜欢我的生活。我自给自足。有些日子，我是阿尔伯特·卡缪，在偏远的阿尔及利亚教书。有些日子，我是乔治·欧威尔，准备出门射象。也有些日子，我就是我自己，写些我自信从来没有人写过，可以惊动全世界的东西。不过，当维迪亚从恩特贝搭机离开之时，回程我开车回家，感觉非常寂寞，形单影只的寂寞感萦绕不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那么喜爱这个地方了。我开始以他的眼光看待非洲，以他的措辞评论非洲。
他相信我。他曾经说过，写作中人是如何写完学徒期限的。他说，我们要比过去所有的作者都来得自由。“我们一点也不受教条束缚，宗教和政治的教条。好好地运用这种自由。”我记得他多次凝视着我的脸庞（“人的一生写在他的脸上”），或是探索着我的掌纹说：“你不会有问题的，保罗。”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我的作品当中逐渐渗入喜剧笔调。那是我孤单寂寞所引发的效应，我也为之惊诧，作品却也由此注入充沛活力。这种调性取代了原先一本正经的写法，却后来居上，读起来更感确实真挚。我逐渐领悟，原来人生最真实的表述就是幽默，尤其是最扰人不安的幽默。非洲的种种纷扰，不是悲剧，而是闹剧。这就是维迪亚对我的影响。
友谊比爱情单纯，却更见深刻。朋友了解所有你性格上的缺点，并加以体谅。不过，更甚于此的是，朋友也是一个见证。我需要维迪亚做我的朋友，因为他能够在我身上，看出某些我自己也不明了的东西。他说，我是个作家。他以素来一贯的直率说起。那就是我的一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当然，当时我也浑然不知，我与维迪亚相识一场，竟然会在我的或是他的人生当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分量。不过，在我们相识多年之后，英国书评家卡尔·米勒（Karl Miller）在评介维迪亚一部作品时写道：“小说家保罗·索鲁与奈波尔相识在动荡不安的乌干达，就像在说某人与基钦纳结识在喀土穆一样。”
远足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