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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在哼哼唧唧个什么劲儿？”维迪亚从餐桌旁起身，“保罗，咱们去闻闻鼻烟。”
我再度敏锐地意识到，帕特跟我太太又得留在后头收拾餐桌，煮咖啡了。我试着帮忙，不过，帕特挥挥手，叫我别管。她说：“维迪亚想你，想死了要再跟你见面。”
他教我怎么品闻鼻烟。我试过几种味道，扣一小撮鼻烟在手背上，猛力吸气，接着就喷嚏大作。
维迪亚却没有打喷嚏。鼻烟佚散进入他的鼻子里。他无法解释这么扫兴泄气的转变。他只是笑着。接着，他领着我在古老的泛滥牧草地上散步，一边说明这些草原是怎么圈地围堵成形的。四野灌丛，他已然熟稔，他熟知这些野花的名字，地上不同种类的绿草，甚至那些给藤子缠死的枯立木，他也分辨得出来。他知道哪些是橡树，哪些是紫杉，哪些又是白杨木。他略略提到他的房东，言谈间却带着无上敬意；他提到史考尔夫妻。
首次造访“平房”（4）
“今天时间不够，不能去看石柱，”他说，“不过，改天，你还会再来吧，是吧？”
“喔，当然。”
“到时候，我们再走到石头堆去。”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11月的暮色，有如夜间雾气，从地面冉冉升起，盈溢晦盲于天地之间，不像一道有色的光束，反而像是黑暗迷潮急遽涌现，让你以为自己就要瞎了，在这深秋午后3点的英格兰草原上沦失视野。
回到平房借用洗手间的时候，就跟在伦敦一样，我看到维迪亚跟帕特还是分房而睡。只要稍稍瞥见某几本书与衣饰，我就一切了然于心。这类的卧室暗示着失眠与孤寂。
我说：“我们该走了。”
“喝了茶再走吧，”帕特说着，“还有茶点蛋糕呢。”
我们用了茶，吃了水果蛋糕，我还尝了点葛利格斯太太的苹果派。维迪亚思索着蒙大拿。他说，他会回千里达过年。我们穿上外套准备告辞出门的时候，他说：“再见到你真好。放心，你不会有问题的。”
帕特说：“再回来看我们喔。”
步出平房，室外一片漆黑中，我听见维迪亚叨叨絮絮地，抽抽噎噎。然后，他说：“我真不想让你走。你走了，我一定会难受沮丧的。”
“维迪亚，”帕特柔声安抚着他。
村野夜幕中，他的身形益发矮小，逐渐模糊，威尔斯佛德庄园的高墙暗影，加深夜色，像在我们身后关上一道厚重的大门。
一路上漆黑无亮──乡间道路上一盏路灯也无。我太太不发一言，兀自沉思默想。
好半晌，“之前，你说他们过得很快乐，”她才打破沉默说道，“我觉得才怪呢。他们一点儿也不快乐。”
“难道你不高兴我们过来这一趟吗？”
“没错。我可怜帕特，不过，我也替自己庆幸，还好我见过她了。我绝对没打算落到那种下场。”
我们开过整个威尔特郡，回到多赛特郡，一路上，她都不再开口。一直到前方闪现多彻斯特市的灯光，她才像是憬然初醒一样，接着，她又开口说话了。
“不过，他一点也不在乎我。”
“他在乎的。”
“他根本连问都不问我过去做些什么。他也没提到过我们的孩子。就是你们两个，男人跟男人一道，谈着你们写的东西。”
“我想，有女人在场的时候，维迪亚总是觉得不自在吧。”
“不，不是不自在。女人让维迪亚生气。他讨厌女人。他嘲笑婕尔妲，可是，他究竟又知道她什么来着？他嘲笑女性主义。那可能意味着女人让他发狂地着迷，不过，他痛恨这种想法。”
我认识维迪亚六年之久，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他。
“别在意，”我太太说道，“反正，他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
回到铁工厂，我继续埋首写作我的小说《圣徒杰克》。同时每个星期，我都会写上几篇书评，一篇给《华盛顿邮报》，一篇给《泰晤士报》。不过，稿酬还是入不敷出。我开始动用我微薄可怜的存款以应生计。我太太说：“你看吧？”我满怀希望，但愿卖了《圣徒杰克》可以恢复偿债能力。我再一次申请古根汉基金会的出版奖励。铁工厂收到一封信，告诉我再度落空。古根汉基金会的拒绝信拼错了我的姓氏，不晓得为什么会让我光火难抑。我跟维迪亚抱怨此事。
“你该高兴，幸好他们拒绝你了，”他说，“那些基金会是专门奖助补贴二流写手，一些玩弄艺术的家伙。你用不着他们。你不会有问题的。”
我们打电话谈事情。三十岁了，我装了毕生第一部电话。平房离铁工厂有好一大段路──几个小时的蜿蜒车程，乡间巷弄上，铁牛当道，牛车驾驶慢速蜗行，老人踩着脚踏车，闲散出游，牛只成群，好不热闹。不过，我们都沿着同样一条铁路线，从爱克西特开往滑铁卢的路线。最靠近我家的车站是克鲁格恩，刚巧越过索美塞得郡界边；维迪亚家的车站则是萨尔斯伯里。
伦敦午餐行（1）
时序入冬。伦敦房产市场荣景非凡，意味着我们也许一辈子都供不起一栋伦敦房舍。没关系，我乐在乡居，终日写作，白天把孩子托在宾明斯特的托儿所，晚上上酒馆打弹子。同在酒馆饮酒的农场工人叫我称奇不置。他们一开口净扯些恶毒意见，满脑子仇外意识。“我跟那个搞屁眼的讲，‘你干吗不滚你妈的回你老家去’。”有一天，新闻传来，一群小学生进行校外旅行时，碰到突发性雪飑，遂于凯恩格姆附近失踪，结果，七个小学生冻死在大雪中。
老福雷德，坐在加洛普营的壁炉旁，说道：“冻死活该。我念书的时候，从来就没这么好的事情，上什么苏格兰校外旅行。”
每两个星期，我都会搭火车上伦敦一趟，交书评的稿，顺便将评过的书卖给贾斯东书店，换取现金，就跟维迪亚五年前的行径一样，吃午餐，溜达溜达，再搭晚班火车回多赛特去。在火车上用晚餐：“要不要再来点烤马铃薯呢，先生？”万家灯火飞驰而过，暗夜中，村落光点闪闪烁烁。
某次，我们在电话里聊起来，维迪亚说着：“我们去伦敦吃午餐。”
“惠勒斯怎么样？”我第一次到伦敦旅行的时候，我们曾经在那里共进午餐。当时，我只知道这家馆子，即使如此，我还是避门不过，因为在此用餐所费不赀。
“康诺特更好，”维迪亚说道，“虽说，你有许多同胞都在那里用餐，还是瑕不掩瑜，餐点服务都好。康诺特餐馆，我们就这么说定吧。”
我说：“好啊。”
他说：“那你就去订位吧。”
我们相约火车上见，9点50分开往滑铁卢的班车，我还得提前一个半小时在克鲁格恩站上车。耶佛尔、薛尔伯恩、吉灵汉、谢夫茨伯里，再到萨尔斯伯里，而他就站在月台上，短小精干，服装整洁，额上黑发浓密，酷寒中包裹得密不透风——围巾、竖领、手套──偏偏还是异国风味十足，几乎蔚为奇观。1971年，萨尔斯伯里车站月台上，站着一个矮小的印度人，身边的英国人，人人高出他一截，个个小心翼翼地装做没看见他。他也丝毫不加留意。
一看到我，他略略点头，眉间舒展。他轻轻推开车厢门，捡了个对面的位子坐下。其他旅客纷纷转移目光，反而看来更加专注。我在薛尔伯恩看到一个高个儿男人上车，说不定是来自那里的学校，当时顺便就将一本布面装帧的小开本书——布面颜色褪淡，凑近他的面孔。他心不在焉，无意阅读，反而侧耳旁听，因为，维迪亚已经打开话匣子，跟我讲起话来了。
“保罗，保罗，你心里有事。我看得出来。”
“没，我没事。”
“你太太不高兴，对不对？我有预感。”
“她想找个工作。”
“好啊！挣几个蹦子儿回家。”
“你最近怎么样？事情都顺利吧？”
他说：“我好比一只折翼飞鸟。”每当他说起自己精疲力竭，几近崩溃的时候，通常他就会这么说。不过，他继续解释：“过去十五年来，一直有股强大的紧张压力逼迫着我。”他僵了一下，挤个苦脸，以兹说明，然后，他就变得软瘫瘫的，“我现在已经体力透支了，创作让我胆颤心寒。我累了。我懒了。失眠，老兄。不过，看看你，你写小说的点子多多。告诉我，你去伦敦要跟什么人见面？”
我跟他说了。
维迪亚说：“这人是个无名小卒啊。”
我又提到另外一个名字。
维迪亚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