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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不快乐，”维迪亚说，“这又是为什么？”
维迪亚之所以能够保持心平气和，就在于他的信念，天道好还，凡事万物都是公平的──不论是在人类施为之间，或是在自然与艺术之间亦然：不是武断或随机的，而是屡试不爽地自然公平。善有善报，艺术修养也会让你自己进步。优秀的作品总有出头那天，不诚恳的写作迟早会遭到扬弃──虽说，不论任何写作，时间还是个因素；作品高低互现，起伏升降，还是要耽搁上一段时间。倘若，技巧显然低劣的作家，写出一部畅销书来，表相背后一定另有缘故。维迪亚并不全然摒弃广受欢迎的小说家。他说：“说不定，那些书里也有些东西。”他的意思是，不管表达的有多粗糙，人家书中还是有些启发或是真理。他认为乔治·华莱士所言“蠢蛋知识分子”，一语道尽学术生涯的堕落实况，而他也借着引述与赞同华莱士的箴言，来嘲讽美国人，并深感快慰。伊弗林·沃也援引类似的方式来激怒美国人，说：“厄尔·史丹利·贾德纳是你们最优秀的小说家了。”
不过，维迪亚只是半带揶揄而已。他真心相信，人生没有几桩意外。某些事情，你自以为是意外，其实，根本就是你活该，就像某种业障一样。我第一次听到“业障”这种字眼，还是听维迪亚说的，正如他也是我经验中第一次听人家用vibration（感觉、印象）来表达intimation（示意、暗示）的。他同样以为，某些人内在的障碍与迷惑，吸聚了厄运加身，其他人则是活该自找的。事情进行得不顺利？维迪亚鲜少对任何人的呻吟寄予同情。一定是你自作孽不可活。文学奖学金、自由支配的零花钱与赞助人的银子都写不出书来；写书只有靠作家自己，而优秀的作家是不屈不挠的。这不是宿命的说法，也不是毫无怜悯的无动于衷，相反的，这是维迪亚执着的宇宙和谐信念，而他也再三重复，现实生活中，你值多少，就会得到多少。
正如维迪亚有言，西华确实爱抱怨。维迪亚也充耳不闻。他认为小弟的抱怨根本就无病呻吟，只是西华在自我纵溺罢了。“他只是要别人注意他。全在作秀。别理他，他就会闭嘴，不再抱怨了。”
就算维迪亚对我美言有加，也无事于补，而维迪亚称赞我，也只是基于同一个原因。他说，我书写得好不是拜运气或是意外之赐，而是因为专注勤奋与辛勤工作的缘故。“你明白了吧，保罗，你言之有物啊。”我不常抱怨，不过，话说回来，我又有什么好抱怨的？早在我能出书卖钱之前，我就已经摸索出一条写作为生的路子了：一年出版一本书，杂志邀稿有求必应。而且，深恐陷于穷无立锥之境，我总是量入为出。
兄弟俩大不同（2）
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见到西华的时候，比见到维迪亚的时候还要多。我们年龄比较相近──他只比我小四岁──因此，我们共同之处较多，彼此认识的熟人也多──举例而言，强纳森·雷班，他就说，他觉得西华只想搞触击短打，焦躁不安，动不动就语焉不详地格格发笑。西华不像维迪亚那么坚强，不过，这也是他好命的地方，身为杰出作家的小弟，他出版的路子走起来也顺遂得多。想当然尔，西华企求外界能将他跟他的兄长分别评价，让他矗然独立，挣脱父兄的阴影。然而，他在选择写作主题时，却好像有自残的倾向，这些主题好像只能让两兄弟更加凸显为彼此的翻版，重点都非常相近。两人都将殖民主义写得像一段离奇闹剧一样，非洲旅行之琐碎无益，加勒比海沿岸权势阶级之腐败，第三世界又为何是个死胡同，印度停滞不前的错综复杂的环节因果，还有，毫不留情地问起疏离的问题：我究竟归属何方？这方面，他们两人同样执迷坚持，谁也不在乎他们的归属。
有时候，西华的文学偏执几近仿作。西华批评挞伐加力骚的文章，读来像在模仿维迪亚。他们的散文文风中，可以确切看出相似之处，西华连措词用字都选用一些维迪亚偏爱的字眼──“玷污的”、“幻想”、“苦恼”、“失落”、“骗子”等等──甚至表现得完全一致的挑剔苛求，借着夸张铺陈，读者怎能不注意到两者如此类似。
就这样，西华·奈波尔在斯里兰卡一家中餐厅午餐，这对任何地方的旅人都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他落脚在一个滨海小镇，加乐（Galle），挺漂亮的一个小地方。可是，在西华笔下，却是一段令人作呕，不洁到难以想象的经验。
“我吃得极少，心惊胆跳，避开端到我面前，印着拇指指纹的玻璃水杯。现在，我步行穿过撤空了的格林区，海岸边浮升起下水道的玷污恶臭，叫人不担忧也难，我怎能不想起，警觉心也益发高涨，那双漫不经心的手，如何随兴所致地脏污了我的餐盘、我的餐刀、我的叉子。”
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相当地脏。西华似乎从未憬悟到，他这样夸浮的描述，毫无着墨于这个世界，反而将他自己的吹毛求疵说明得一清二楚。维迪亚对于脏乱的恐惧，传奇般地揭露他的肛门强迫性格，不过，每当他写到这一点，他总会扩大自己的论点，涵括到种姓制度或是文化议题。西华却只是把自己写得像个胆怯又爱小题大作的家伙。
维迪亚，身为一个真实的殖民地居民，当他谈到他的疏离感时，往往颇为可信，虽然，任何一个读者都可回他一句：“那又怎样？我们还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毕竟，他写的也不只是发达多金、生活优渥的中年族群，以及固定通勤于威尔特郡与肯辛顿的中产阶级的人性状况──只写自己，无暇他顾。西华，后殖民地时期，20世纪60年代的叛逆小子，70年代的保守分子，再将自己塑造成流亡人士或是流浪者，就不足取信了。他明摆着讨厌旅行。不管怎样，他算哪门子流浪者？他心目中，全世界最糟糕的旅行，不过就是远足到某家中餐馆。他的旅行通常都迅速快捷。他攀上一门知名的报人，入赘岳家，他在伦敦日子好过得很，他喜爱参加宴会，人尽皆知。
他总是单身赴会，如果没喝得酩酊大醉，也是踉踉跄跄地，伤感地吃吃傻笑。他醉到最高点的时候，还会放纵自己对着女人，含混着印度绅士口音，大献殷勤（“瓦的老天哪，泥灰藏的美丽”），而他如此执拗，女人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追求，还是侮辱。
西华不管写什么，写得都不顺畅。他总喜欢引述维迪亚关于写作难于蜀道的抱怨，改编成某种吹嘘的形式。“我一个字也没动。真是艰难挣扎啊。”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第一本书还广获认可，出版商慷慨大方，伦敦坊间各家报纸对他都极礼遇。
我尽量不避开争论，生恐自己看来像在蔑视他的痛苦。
他说：“我每写一本书，就像生了场大病一样。”
“当然。”
“不过，你只要随便搅和搅和，书就一本接着一本出版，保罗。”
“你真的这么想吗？”
“搅和”这样贬损的字眼，让我心里想起一根棍子和一个桶。
“你现在又在搅和什么了？”
他又纵声大笑，有如犬吠，还过于尖锐，不仅是单纯的牢骚，或许也意味着再度打断，让我无从辩答。
他说：“你写书最简单了。”
我在伦敦越来越常听到这类的侮辱字眼──在美国反而没听人家这么说过──羡慕给予英国人出言冒犯的鲁莽信心。西华是始作俑者，也许是因为他憎恶维迪亚对我父执辈一般的关怀与明白的赞赏。而我未曾怨叹写作之困难，适足证明我只是二流写手；西华之挣扎煎熬则充分显示他的天赋文才。
兄弟俩大不同（3）
“他酒喝得太多了，”维迪亚说，“他身材都走样了；他肥了。你注意到他脸颊鼓得多高吗？他根本不运动。那是个懒惰、自私的身体。”
这又是维迪亚的正义观点中的另一层面向：你的身体就是你应得的。依维迪亚判断，身体发肤说明了当事人的一切讯息：皮肤不好，因为你是个恶人；肥胖则视为道德上的缺陷。维迪亚书中的肥胖角色，若不是头疮脚脓的罪犯，就是无法信赖的惫懒家伙。
维迪亚曾经在接受访问时指出：“我非常自豪于拥有健美的体格。”接着又说，“身体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身体就像是个皮囊，里头装着我们的灵魂。”尽管如此，也曾有好几个人跟我提起，由于他身形矮小，再加上气喘缠身，维迪亚总深深感觉体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