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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还提到法国革命后期的“热月现象”。我想这“热月”大约指的就是一七九四年的“热月”（七月），这个月里，法国究竟有些什么“现象”呢？似乎不是群众厌倦了革命，“从广场溜回到厨房”，而是吉伦特派对雅各宾派发动的致命进攻。当时法国群众对于激进的雅各宾党以革命的名义滥杀无辜的行径，由恐惧而至于厌憎，他们担心罗伯斯庇尔及其救国委员会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终于在七月八日这天，国民公会为吉伦特派所控制，下令逮捕罗伯斯庇尔，其后三天内处决雅各宾分子一百○四人，造成一段时间内对全国雅各宾党人的“白色恐怖”，随后建立了软弱而腐败的督政府，既非共和，又非专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更为放纵，更无节制，从而为拿破仑上台准备好了阶梯，正如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一种说法：“为圣天子驱除云尔。”这些热月里的现象及其后果，和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有什么可类比之处呢？说那是我们经历过的“热月”，究竟寓意何在，令人莫知所以，而且所谓那个“热月”悄悄融化了文革的社会基础，也属难解。自上而下发动的文革，本身并不具备革命的根本特征，算不得革命，而它的社会基础既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也不是什么“热月”就能融化得了。
不过文革在形式上却也带有某些革命的色彩。这种形式上的近似，在汉语里从来都划分得很准确，比如文革便被称之为“动乱”。事实上可以说自古以来，汉语中的革命一词最得革命之精义，革是“革除”，命是“天命”，天命指的是君权，革命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变革最高政权。但是，又并非一切最高权力的变革都可称为革命，比如新莽政权的建立，叫做篡逆；柴宗训被赵匡胤取代，称为禅让；明英宗赶跑景泰帝，名曰复辟；多尔衮向福临交权，谓之归政……等等，每个不同名词都标志细微而重要的差别，到了近代革命一词重新引进之后，更具有明显的褒义，它仅指代表进步的一方、被压迫者一方推翻旧制度的变革，而不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实现的政权更迭。林彪是吃透了这一套的，他能一口气数出那么多政变（所谓大念“政变经”），从未将他们和革命混淆。但他所要进行的革命究竟是什么呢？“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谁革命？自然是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不是正在专政么？难道自己革自己的命？那么革谁的命？革那些已被“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脚”的人的命么？他们已经无命可革！于是，他说“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无产阶级既然正在专政，这些“革过命的革命对象”，纵然窃据了部分权力，撤职查办足矣，哪里谈得上革命？逻辑混乱，莫兹为甚！无怪乎要落个暴尸大漠的结局，此所谓“自作孽，不可活”。可笑当时某些尚未倒下的“走资派”泰斗，“继续革命”的调子唱得更高，“踏上一只脚”还要“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真那样非要一脚把这些人踏死不可，高调的用意无非保住自己的富贵爵禄，较之古代佞臣的承风希旨之词，尤为可恶可耻！
朱先生说：“但凡是还能螺旋爬坡的地方，当然是慎言革命，尽韦伯所言之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要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去遵循老韦伯的教导，难矣乎哉！韦伯一生鼓吹财富积累与基督教教义的一致性，他所谓“责任”是要人们对财富、对“开明帝国”、对教义负责，而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问题，则无疑属于“意图伦理”的范畴。人人尽韦伯所言之“责任伦理”，则自然没有革命发生，但这是否可能呢？朱先生似乎也知道答案，所以他说“当革命在改良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如其不然，改良就会被革命从后面扑倒。”这个逻辑似乎很难驳诘，但却十分片面，因为革命的发生和改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前面说过，统治者的改革（放松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会诱发革命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相反，这一改革如果确实缓和了社会矛盾，那倒是可以延缓和阻遏革命的到来，但如果这一改革是加剧了社会矛盾呢？其后果不问可知，这样的史实历史上并不少见。比如王莽的改革最终不是导致绿林、赤眉的大起义吗？近代的例子也可随手举出，如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斯托雷平也是推行过改革的，他为了扶植农村的富农阶级，强行通过了一个土改方案，以个人土地所有制代替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后实行的村社土地所有制，这一改革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过推动作用的，但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两极分化，这一分化孕育了社会危机，成为导致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重要因素。所谓加快改革就能防止革命危机的爆发，这是根据一个不完整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因为改好了固然如此，但倘然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最可怕的是分配不公带来贫困阶层的膨胀），那只能是改得越快危机也来得越快。这个道理其实浅显不过，因为任何改革，都既没有现成的坦途，也没有确切的路标，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谁能保证不出一点差错？而每一个差错，却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试想，河水不湍急，便无需摸着石头前进，而对于一个在急流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旅人，如果你不希望他一脚踏空被波涛卷走，能一味地催促他加速么？所以，要平安到达彼岸，恐怕还是得把稳定放在第一位考虑。财产私有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如果为了强调发展速度，而过分在观念上、在制度上向财富私有倾斜，那么除了拉大贫富差距这个导致社会危机的实质性结果，还会在精神上造成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而这些又将直接带来各种罪恶的泛滥，社会最终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虽然无法确切预知，但一定是十分沉重而可怕的。
朱先生说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他说这些“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但是还有一点，朱先生没有谈到，那就是“革命是被压迫者的节日”。当广大的呻吟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在痛苦的泥淖中匍伏前行时，他们会渴望革命这样一座桥梁，即使知道前面仍有沼泽，但那摆脱旧的泥淖在桥上正步高歌的日子，即使短暂，却终究是他们的节日，辉煌而沉重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