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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带来”。他要康贝尔在对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关系上要“正派”。
但这种劝告没有起作用，因为康贝尔虽然答应了到黎伊的屋舍去会见莫里，但
他并没有去，这样，他们之间的友谊在第二个周末就终止了。（直到1949年他们才
恢复友谊。）
劳伦斯在格雷特汉姆的6 个月中，威尔弗雷德和艾丽丝·梅奈尔很少去那里。
凡尔拉·梅奈尔在1952 年写给本书作者的信中回忆说，“我的父母几乎总是呆在
他们在伦敦的公寓里，因此，他们和劳伦斯夫妇一定只是一面之交，仅此而已”。
大卫·加纳特叙述在四月中旬访问格雷特汉姆的情况时，描述了他到老梅奈尔家进
早餐的情形，劳伦斯夫妇也应邀前去了，“男主人在翻阅《观察者》，纸在他手中
沙沙作响，屋子里挤满了像圣母画像中一般的妇女和女孩；女诗人躺在榻上”。弗
丽达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艾丽丝·梅奈尔好似远处的幻像一样，她被威尔弗
雷德领着穿过草坪，就像比阿特丽斯被丹蒂领着一般”——那位文笔辛辣的传记作
家休·金斯米尔评论道，“对这件事，丹蒂一直保持沉默”。
凡尔·梅奈尔进一步回忆道：“我认为劳伦斯一家呆在这里很快乐——只是有
些争争吵吵。”显然，劳伦斯在经受了战争给他带来的初次巨大的震惊以后，在格
雷特汉姆他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有一天，当他在海边漫步时，他说：“我又睁开
了眼睛，看到了白天。”二月里，他照顾莫里从病中复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已
到法国去了，她想象自己已经爱上了莫里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法国作家弗朗西斯·
卡柯。
莫里接受了劳伦斯一家的邀请去访问他们，他步行穿过低洼多雨的草地，到达
时浑身淋湿，并因感冒而全身酸痛。劳伦斯安排他卧床数日，责怪他对自己健康
“糊里糊涂”，并把他“当作小孩”一样地照料。莫里说劳伦斯表现了他在治疗护
理方面的本领，就像在《阿伦的杆杖》中利利照料阿伦使他恢复健康一样。莫里在
他的回忆中写到劳伦斯对他关怀备至：“我们多么想报答他！”在莫里养病期间，
劳伦斯告诉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所以出走是因为莫里和康贝尔在交谈时太专心
致志而忽略了她的缘故。劳他斯的话使莫里大吃一惊，他认识到如果事精确实如此
的话，那就是他还缺少雅典人自知之明的美德。
莫里感到自己无法理解劳伦斯所谈到的革命的必要性。后来出版的莫里的日记
摘录，表明了劳伦斯的这些谈话和他写给伯特伦·拉塞尔的信中所说的内容十分相
似。莫里发现劳伦斯的新学说使人迷惑，特别是学说中所谈到的这种观点，即所谓
革命应是“一种大众团结的非个人的联盟”。莫里已失去康贝尔和凯瑟琳·曼斯菲
尔德，他怕还会失去劳伦斯：他和劳伦斯的个人关系如此珍贵，他不想因为意见不
一致“而影响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莫里认为此时劳伦斯自己已意识到了他自己厄运将来临。他告诉莫里说，写作
没有什么用处。首先，必须改变目前的生活条件。他说在《虹》之后，他仅想写一
部书，并说他像圣徒约翰一样，仅仅是他后来伟人的“先行者”，此人将是莫里，
他的那种情性是“可贵的”，他的作品似乎“更加纯洁”。莫里感到很不自在，
“劳伦斯依赖我的这种想法是十分荒谬的”。
一份电报使情形得到了缓解，每在莫里与劳伦斯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危急的时候，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总是一台退役的救火车。她从巴黎打来电话，说她将于次日早
晨八时到达伦敦。莫里前去接她。她回来仅仅是“因为无处可去”，她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进入受管制的军事区域去会见卡柯，但她的幻想破灭了。现在她与莫里痛
苦地回到了他俩所共有的小屋，她在那儿病倒了。但不久她又返回巴黎，度了又一
个短暂而狂热的假日。
劳伦斯继续幻想着拉纳尼姆，如果不是和会嘲弄人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
就是跟其他人联系起来。2 月1 日他写信给奥托琳娜·莫瑞尔，要她组成一个新社
团的核心，“这个社团核心将在我们中间开始一种新生活——这种生活中的唯一财
富就是品格的合成”。奥托琳娜的丈夫有着五百亩地产，他们可在那里实施这一计
划，就在牛津郡的加辛顿庄园。她的丈夫菲利浦·莫瑞尔（他们读成莫尔）是国会
议员，一个自由党人。莫瑞尔夫妇定居伦敦，虽然奥托琳娜夫人的丈夫进了牛津的
一个学院而不是剑桥，但布鲁姆斯伯瑞的文人们仍欢迎他进入他们的圈子。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他们最拥护的和平主义的国会会员。
伯特伦·拉塞尔被劳伦斯称为“哲学数学家”。他是一个伯爵爵位的继承人，
拉塞尔公爵的孙子。拉塞尔公爵在维多利亚时代曾担任过两任英国首相的职务。伯
特伦·拉塞尔在哲学方面写过许多著作，他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共同
出版了有名的《数学论》（1910—1913）。他是剑桥大学三合一学院的讲师。他对
菲利浦·莫瑞尔不太注意，虽然，当莫瑞尔在议院参加竞选时，他曾为他发表过演
说。但根据拉塞尔的自传中所说，他爱上了莫瑞尔的妻子。
两年后在1916 年，奥托琳娜夫人和他断绝了关系。菲利浦·莫瑞尔了解此事。
但在1915 年以后，当她将加辛顿变成她感觉中的生活中心时，她对拉塞尔冷淡了。
拉塞尔在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中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叫乔舒亚·梅勒森
（在有些版本中写成梅赫森）。但当她将拉塞尔带到格雷特汉姆去见劳伦斯时，他
们之间的关系仍保持着。
拉塞尔后来说她“敬慕我们两人并使我们感到我们也应该互相敬慕。拉塞尔的
日益深化的和平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1916 年他离开了三合一学院时——在他
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叛逆情绪”，他发现劳伦斯也处于同样的情绪之中。不久以后，
他们决计在伦敦采取行动，两人合作作了一系列的学术报告。可是不久他们便开始
争吵，最终，拉塞尔还是一个人去作演讲。他们之间怀有敌意的友谊持续了一年光
景，这是劳伦斯一生中最带有戏剧性的交往。
这个矿工的儿子和这个伯爵爵位的继承人都是瘦小而精力充沛的人；可是劳伦
斯再活了15 年。拉塞尔遇见劳伦斯时是42 岁（劳伦斯在1915 年仅29 岁），
他讲授数学并以此为生，活到了90 多岁。在遇到劳伦斯时，他常被指责过分屈从
于理性，并已习惯于这种指责，拉塞尔对自己说，他感到他的这位新朋友能给他
“一帖非理性的清醒剂。”拉塞尔还说“他欢喜劳伦斯感情中的热忱、活力和激情”。
这两个人至少在一点上是二致的，他们都认为政治学和心理学不能分离。在一段时
间里，拉塞尔觉得劳伦斯是一位富于某种想象的天才，“他的对人类本质的洞察力”
比他要“深刻”。拉塞尔说他渐渐地“感到他是一种反对邪恶的积极力量”——正
似不久后劳伦斯对拉塞尔的看法一样。
1915 年2 月12 日，劳伦斯在写给他的一些极为著名的信中，以一种比较轻
蔑的口吻对剑桥——布鲁姆斯伯瑞圈子中的另一成员E。M。福斯特作了描述。此人曾
在劳伦斯夫妇处访问过三天。（艾弥尔·德拉芬内说福斯特带来一个不祥的谣传，
说警察要对《普鲁士军官》采取行动。）福斯特和劳伦斯发生了争吵，但劳伦斯对
他的态度仍是温和亲切。劳伦斯给拉塞尔看了他的一篇有关社会改革的短文。文章
中说：企业、土地和一切交通工具“必须”立刻国有化，所有的人，不论有病的还
是健康的都应得到工资。“这实际上能解决目前的一切经济问题。一切被剥夺财产
的所有者在一段时期内——约50 年——得到成比例的收入——不属于资本的报酬。”
劳伦斯此时即将写完《虹》，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副业，即人际关系上。如这
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所述的那样，他说，“这种躯壳和老框框必须打破”。他又说现
在的男人去找女人仅仅是为了某种快感，把它作为一种手淫的方式，最终导致鸡奸，
但一个具有坚强性格的男人，应对另一个人怀有一种敬意——无论他是男人还是女
人——不能把它作为手淫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