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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出了三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以玛蒂尔达·贝利的笔名发表了几篇小说；莫里
发表了他的自传三部曲（“从前有个小人……）而劳伦斯为每一期奉献了他的《王
冠》（“Crown ”）。
文章中，劳伦斯重申了他同年早些时候给拉塞尔和奥托琳娜夫人的信中所阐述
过的“哲学观点”，当然它包容了劳伦斯当时最深层的思想，同时又是对《虹》的
详述，小说《虹》是在9 月出版的。劳伦斯后来说他的“哲学性的”创作是产生于
他的想象性创作，而不是与此相反：“小说和诗歌应该自然地流注笔端，随后，人
们必然需要为自己全面准备某种令人满意的思想观点和素材，从自己为作家为人生
的经验中获取某种明确的答案。”这一观点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它的很大部分
看来是正确的。
在《王冠》中，劳伦斯首次对黑暗（darkness）的象征性运用作了重要的解释。
黑暗在此代表着肉体、感官和精神的长久的搏斗。光明和黑暗是狮子和独角兽在为
王冠而战，象征着真实完美的自我。虹同样象征着这一真实的自我。它只有在每个
人的真实自我完成了自我本性，即来自黑暗的磨难和来自光明的欢乐的极端冲突之
后才会实现。这在哲学上毫无新鲜之处，只存在着形象上的差异。在哲学上，《王
冠》是一个业余哲学家的顿悟之作，它的价值只在于它对《虹》及劳伦斯的其它作
品作了注脚。
贝特朗·拉塞尔在1915 年7 月给奥托琳娜·莫瑞尔的信中的《签名》杂志社
的人们作了有趣的描述，信中他提到，劳伦斯带他去“看望一个俄国犹太人库提连
斯基，莫里和莫里太太——他们都围坐在赫尔蓬饭店对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办
公室空荡荡的，窗口紧闭。他们一刻不停地吞吐着俄国烟，百无聊赖，愤世嫉俗。”
拉塞尔把莫里当成是个“粗俗的”人。他们都陷在“死气沉沉”和“堕落”的气氛
之中。随后他们去了动物园，拉塞尔从一只狒狒对这群人明显的敌视和厌恶中得到
了“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满足”。他显然没有意识到那动物的反感很可能也包括拉
塞尔自己。
他还对奥托琳娜夫人说，他和劳伦斯一起去了汉普斯特德，劳伦斯和弗丽达及
杜丽·拉德福德当时住在那里。疲劳不堪的拉塞尔告诉劳伦斯，他们“无论如何首
先必须各自保持独立，而不要急于试图创立一个学派。劳伦斯一读及政治，便显得
‘狂热’”，他告诉拉塞尔，真理远比事实更加重要，“他的观点狂妄存余，而诚
恳不足，最起码有些模糊不清”。
过了数日，拉塞尔与T ·S ·艾略特（“我的哈佛同学”）夫妇共餐后，他又
给奥托琳娜夫人去信，对她又谈起了劳伦斯；他和劳伦斯一起度过的那天“糟透了”
；“劳伦斯很像雪莱——同样杰出，但对现实也同样缺乏耐心”。
劳伦斯的“待人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惊异的诚实，但在一定时候，因强烈
的倾向性而误入歧途”。拉塞尔发现他的老“同学”艾略特像亨利·詹姆斯的朋友，
新英格兰画家桑枝。艾略特显得“敏感、倦怠”，显然是“为他自己的婚姻感到羞
愧”。对拉塞尔来说，这当然是个不幸的日子，所有的事似乎都错了，而把劳伦斯
与雪莱的类比更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劳伦斯对这位浪漫主义的前辈是极其厌恶的。
《虹》出版的数星期前，也就是《签名》杂志的这段活动期间，劳伦斯和弗丽
达目睹了大型齐伯林飞机对伦敦的首次大轰炸，它预兆着被岗特的约翰称为铜墙铁
壁般安全的英国就此结束了。1915 年9 月8 日夜，海恩利希·麦西司令乘坐他的
新型L —13，率领齐伯林飞机入侵了英国。劳伦斯和弗丽达走过汉普斯特德的希思，
炮声使脚下的大地隆隆轰响，探照灯不停地划过夜空，远处的城市里升腾起一片火
光。劳伦斯次日写信给奥托琳娜·莫里，说空袭像一场密尔顿式的“天堂里的战争”，
虽然“不是天使们在作战”。他觉得齐伯林飞机像“长卵形、闪烁的中心发光体，
在光照中平静地飘移，像新月，它的光芒在大地燃烧，要将整个地球摧毁。这就是
末日——世界消失了，而我们像尘埃飘浮在空中”。
劳伦斯这种匆匆而就的即席描述和反应无意识地为他7 年后在《袋鼠》（kangroo）
中的一段空袭描写作了准备。这段描写优于所有现代的有关空袭的描写。小说中，
索莫斯和他的德国妻子看到齐伯林飞机“高高在上，渺小、灰白，使人想到遥遥在
上的圣灵。城市附近传来了枪击声和令人恐惧的子弹的尖啸声，渐渐地，一片静寂。
从议会山下面靠近圣·保罗的地方是一大片红红的火焰”。哈利特·索莫斯说，
“想想，一些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朋友很可能就在里面”。索莫斯招头“望着那
卵形的物体，像一弯月亮”。怀疑里面是否真的有人，“仅仅是人，长着一双脆弱
的腿和多情的嘴的人。他们的想象力无法达到这样的境地”。“脆弱的腿”这个词
给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整个人类都用它们在大地上行走；而高高在天
上的“多情的嘴”更是神来之笔。
因为《虹》的查禁，劳伦斯对1915 年的记忆是痛苦的。他后来说，对他以及
对于所有那些敏感的反抗这种司空见惯的强制的人来说，这是麻烦真正开始的季节。”
旧世界在1915 年结束了”，那年冬天，“古老的伦敦精神崩溃了。在不断膨胀着
的《英国牛》（JohuBull）（由赫拉图·波特姆莱编辑）
的荒谬的统治之下，”人们失落在“失望、贪婪、希望和恐惧的漩涡中”。
在《英国牛》开始大肆攻击《虹》之前，劳伦斯在给辛西娅·阿斯奎斯的信中
表示，他不喜欢这份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报纸是因为报纸本身的原因，而并非是出
于嫉妒。战后他说，任何像他这样充满热情的人，在《英国牛》的控制下，在他们
神志清醒的时候“不会再完全地信奉民主”。帮助兴办这种报纸并使之走红的人是
没有能力自我控制的人。遗憾的是，劳伦斯的战时经历——可以说是相当可怕的—
—使他无法观察到民主崇高的真谛。
欧洲许多敏感的文人像劳伦斯一样，拒绝为他们本国的战争效力，如法国的罗
曼·罗兰和德国的海恩利希·曼。在英国，大多数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却即刻从军，
或加入政府部门，或从事间谍工作。劳伦斯能置身其中而持反战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尽管他不像西格弗瑞德·萨松那样出名。萨松这位和平主义诗人曾从战壕里寄回和
平主义的诗篇，而人们往往认为这是一种歇斯底里式的英雄主义热情。身体不合格
的劳伦斯不久就被政府官员和官方外交家视为后方的危险分子，况且他还有个敌对
国国籍的妻子。
在英国知识界中除了小说家和诗人外，有一批散文家、哲学家和记者，如布隆
姆斯伯瑞这批人中，有许多真正的拒服兵役者，但他们中大多数都没有正式注册，
因为他们往往都是无神论者，显然不属于宗教信仰反对杀戮的那一部分。尽管约翰·
梅纳德·肯恩斯也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战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野蛮方式，但他还
是在政府中任了职（“实际上别无选择”）在他信奉和平主义的朋友们强硬地经过
了严酷的审判以后，肯恩斯就会在皇家咖啡馆为他们设宴压惊，这些朋友中，利顿·
斯特拉彻常常发出尖叫：“即使德国人来了这里，一切又有什么不同呢？”肯恩斯
的传记作家罗伊·哈洛德爵士曾指出这种观点的浅薄和缺乏历史常识，即便是德国
和英国政治集团之间的差异在当时还不足以引起一场流血战争的话。这些布隆姆斯
伯瑞的和平主义者们也没有考虑到，像德国这样的制度的“根基和可能的发展势态”，
与英国的差异，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错误是显然的。哈洛德说，如果奥特拉彻在二
次大战时还活着的话，他要问：
“即便是希特勒在这里，又有什么差别？”就会显得很不入耳了。
哈洛德认为，剑桥——布隆姆斯伯瑞这些人的错误判断和行为，很大程度上要
归咎于他们的崇拜者G ·E ·莫尔的教导——需要指出，劳伦斯对他是毫无好感的。
莫尔的《伦理准则》（PrincipiaEthica ）“很遗憾……缺乏道德责任方面的充分
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