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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集]郭德纲话说北京 郭德纲 著-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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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抓去。” 
  出来,没法抓呀!花钱多少不提,这药不治那病,在街上转半天,买了点黄花儿冰糖渣儿,回来了。 
  进门:“那屋大妈说了先不用吃药,回头吃错了更坏。先拿这熬点水,搬搬汗,好了就好了,不行上医院。” 
  黄花儿冰糖渣儿熬一大碗,让妹妹喝,妹妹喝完了,盖俩被窝,又压上一件大衣,俩多钟头出了一身汗,妹妹好了。 
  这天星期日,大哥不上班,说:“咱得教训教训这先生。” 
  告诉妹妹:“你上对过大妈那呆会去,不叫你别出来!”又告诉太太:“那天谁请的先生,还请来。我呀,躺床上,让他给我诊脉。把脑袋盖上,别掀开,他问,就说怕冷,昨天吃一服药见轻,求您再瞧瞧。” 
  妹妹出去了,一会儿先生也来了。进门一看,还是那个人,炕上还是那小孩儿。 
  “天冷,不让掀开。” 
  “不要紧。见轻吗?” 
  “见轻。” 
  “行。” 
  坐下了,皮包放好,把大哥手拉出来诊脉。倒霉,这大哥在银行上班,没干过累活,这手伸出来细皮白肉,看不出女的男的! 
  这诊着脉,还理胡子:“好!略见好转,往下打一打,淤血还是不净。” 
  这位大哥听到这儿,从被窝里蹦出来,啪!给先生一个大嘴巴! 
  这先生一躲没躲开,把鼻子打破了。 
  “哎,你怎么打人哪?” 
  “打人?打一打嘛,淤血不净!”      
北京话剧    
  评书和相声是观众朋友们喜闻乐见的两种形式。评书由一名演员表演,谈古论今,述说历史。相声分很多形式: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两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五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十几个人的是化妆相声,二三十个人的是相声剧,七八百人,那是——听相声的!也没有七八百人一块说相声的,那成相声大合唱了! 
  艺术表演必须得精练,过去有句话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怎么讲呢?评书演员嘴快,戏曲演员腿快。说书的嘴快,一拍醒木“春去冬来”,四个字儿,半年过去了。唱戏的腿快,甭管这地方离这几万里,几个人连台上一转弯,就算到了。 
  京戏里有一出戏《反云南》,一员大将带四个龙套,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唢呐一吹,四个龙套围着台转一圈儿,四人不动了,这大将还问呢:“我军为何不行?” 
  废话!再行掉台底下了。 
  这儿一回禀:“兵至云南。” 
  哎,到了。快不快?可又回来了,就得这么快,不这么快,戏没法唱了,戏真实也不怎么真实,演到这个地方,没法真实。 
  这员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去者!”四个龙套一举旗:“哦——”跟台上大将唏噜呼噜都进后台了,到后台把行头一脱,行李卷一打,奔火车站买票,上云南了。这么演真实,可听戏的受得了吗?坐了半天,不见人出来。 
  这位问那位:“老王,这戏还演不演?” 
  “不知道哇!” 
  正纳闷呢,剧场服务员来了,二位一想,问问他:“同志,戏散了吗?” 
  “没散。” 
  “没散,怎么半天不见人啊?” 
  这服务员还给解释哪:“啊,您没听明白吗?兵发云南去者——他们都上云南了!” 
  “啊,真去啦?” 
  “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演员演戏真实。” 
  “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 
  “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要是不想听,就回家睡觉去;要是想听,也好办,跟他们一块上火车站买票,也上云南吧!” 
  嘿!不像话! 
  所以说,戏曲表演、曲艺表演必须有它的虚拟性。但是,有一种艺术形式却强调了它的真实性,这就是话剧。 
  北京的话剧,大约得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沦陷时北京话剧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期。当时话剧还没有形成职业,是靠热爱话剧艺术,并把它当作终身为之奋斗的事来而献身的青年们,满腔热忱地推动着话剧的多次演出,为使北京同胞观赏自己的戏剧而努力。 
  1938年夏天,由蔡方、马进等从事话剧的青年率先在北京成立了业余话剧团体,定名为“北京剧社”,为活跃北京话剧活动奠定了基础。 
  北京剧社于7月23日公演《干吗》,标志着话剧活动的起点。剧社的社员是在校学习的大学生和一般职业青年,都是热爱话剧的年轻人。 
  北京剧社自1938年成立至1945年停止活动的七年间共演出《干吗》、《雷雨》、《日出》、《原野》、《茶花女》、《北京人》等剧目,当时,聚集了许多有志话剧事业的青年,如石挥、马进、杨师香、侯景夫、陈光、舒润华等许多人。除谢世的以外,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许多人仍坚持在戏剧和电影阵地上继续贡献自己晚年的精力。 
  北京剧社成立之后,有的学校也成立了话剧团,如育英剧团、晨钟剧社等等。由于租赁剧场困难,他们主要在学校演出,对社会上没有多大影响。 
  北京剧社的每个剧目都精雕细刻,决不轻率演出,所以公演机会不多,不能满足广大观众愿望,因此,顾嘉思、范映、陈光等酝酿再成立一个业余话剧团体,打破北京剧社孤军奋战的局面。1941年11月16日成立了四一剧社,宗旨主要是“推进话剧运动,谋多次的上演”。剧社成立后在北京饭店首次演出了曹禺的《北京人》。观者如潮,没有座位了,最后的一位观众借来一百多把折叠椅,满足了观众的愿望。 
  1943年,四一剧社与仙宫电影院签订了长期公演话剧的合同,企望由此把业余改变为职业化剧团。天公不作美,第一场演《日出》正赶上大暴雨,剧场停电,仅有的二十多位观众不肯退票,就用蜡烛演出。之后阴云密布半个月,雨下下停停,剧场不愿继续,四一剧社创办小剧院以实现职业化的美好愿望也破灭了。 
  四一剧社是热爱话剧艺术事业的集体,并没有因职业化受挫而气馁。又排练了大批剧目。1944年,为了开展话剧活动,争取自己的存在,决定约请京剧著名演员演话剧,这个设想得到了李世芳、白玉薇、张玉英的赞同。经过商议共演了三个剧目:李世芳饰演话剧《秋海棠》剧中名旦吴钧,白玉薇饰演《云彩霞》中的京剧女伶云彩霞,张玉英饰演《一代女伶》中的红女伶,此外还约请电影名演员王元龙担任导演,于1945年3月公演,场内座无虚席。 
  此外,除了北京剧社,四一剧社相继成立了许多业余话剧社,其中成绩显著的是:甲申剧社、晨钟剧社、古城剧社、艺生剧社、北德剧社、北电剧团等。以1944年为例,全年演出的话剧团体十二个,剧目二十三个,共在剧场演出二百五十场以上,被称为“话剧年”。 
  从1938年北京剧社成立至1945年抗日胜利这七年的时间中,在沦陷区的恶劣环境中,以北京剧社为榜样,所有的业余团体都坚决顶住一切压力,坚决演出名著,形成在政治上不屈,在艺术上严肃的作风,争取了观众,占领了舞台,可说是北京话剧史上光辉的一页。 
  因为当时话剧演出非常火暴,观众无不先睹为快。一些艺人就改行演话剧,为的多挣几个钱,可是就弄得不伦不类。 
  这种演出大都在小书馆小剧场,门口立块牌子,写着剧名,有人在那吆喝:“看话剧,看话剧,五分一位,五分一位。”钱倒不贵,有个老头从这路过,“大爷,看话剧吧,五分一位。” 
  老大爷一想,总听人说话剧,没看过,五分也不贵,看吧,掏五分钱,“里边请——” 
  进门一看,门口有个桌子,后边坐个人,桌子上有个电铃,里边一个个的座,老大爷坐下了。台上正演着呢,一个少爷向一女的求婚:“啊,亲爱的妹妹,我爱你!” 
  “铃——”电铃响,“交钱吧老大爷!”“刚才不给了吗?”“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前后台三十多人,您也不在乎,交钱吧!”“多少钱?”“五分钱。”“给你!又要钱!” 
  接着看,台上那女的说:“哦!亲爱的哥哥,我也爱你!” 
  “铃——”又响了。“交钱吧老大爷!”“怎么又来了!”“前后台三十多口子,你也不在乎这点钱。”“多少钱?”“一毛。”“又涨了!”“快点吧?老大爷!”“真要命,给!别来了!” 
  台上接着演:“啊,妹妹你嫁给我吧!” 
  “铃——”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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