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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脸色红润，说话声音也大于平时。
我们上了三环，到了蓟门桥右转，上了快速路，四十分钟后，来到农学院，我上楼去把电脑搬下来，陈小露打开后备箱，帮我装好，然后，我们一路开回安定门，在路边的肯德基炸鸡店吃了一顿快餐，我们一人吃了两个鸡翅，两个小圆面包，两盒鸡汁土豆泥，我喝的咖啡，陈小露要的可乐，然后，她把车开到我的楼下，我把电脑从后备箱里搬出来，陈小露把后备箱盖盖上，说：“我就不上去了，下午有课，我回家取书。”
我手里抱着一个大箱子，对她点点头：“好吧。”
“电话！”她对我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然后回到车里，我看着她慢慢倒车出去，掉了一个头，向公路开去。
我把电脑和显示器分两趟搬入楼中，上了电梯，回到家，装好，给赵东平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在农学院写不下去，所以回家写，赵东平听了也没见怪，只是说每天通电话，相互告诉一下故事的进展情况。
我走上阳台，站在刺眼的阳光里，看着楼下二环路上紧紧连成一队、行驶缓慢的车辆呆呆出神，忽而，我觉得自己坐在陈小露的车内与她谈话，忽而，我想起我们夜里的温存，一时间，心里极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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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想跟你上床——你这样，早晚把人吓跑了，我的建议——”大庆把一杯扎啤咣地一声顿在桌上，手一挥，“去他妈的，操一次是一次，别的什么都甭想，想也没用。”
说这话时，我与他坐在西四附近的一个空荡荡的酒吧里，此时正是晚上五点整，下班的人流就从酒吧外面经过。
“吴莉好吗？”
“没信儿，放我那儿的东西也不拿，人就不见了，不知去哪儿了。”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没什么原因呀——”
“这一段吵过架？”
“没有——我天天在外面，她工作忙，回来就睡觉。”
“她说过什么？”
“没说什么——完蛋了。”
大庆性格内向，自己的事儿往往不愿对人多说，这一点，朋友们都清楚，他谈论别人的时候，往往把事情的发生和结果讲一遍，然后加上原因及自己的分析，但对自己的事往往守口如瓶，如果他不想告诉你，你就别想知道。
我们默默无言，又喝了两瓶啤酒以后，大庆说：“我接了一活儿，一连续剧，在上海，剧组在上海建，演职员都是上海人，后天走——你——混吧。”
于是，我们就在酒吧门前分手，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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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走了，这一走，一去不回，听说上影厂导演室正巧要招几名年轻导演，大庆便留在了上海，又过了两年，大庆回北京拍摄一部纪录片，老朋友相聚，说到吴莉，大庆说吴莉当时给他留了一个小条后便搬到另一个城市，结了婚，生了小孩，用吴莉的话讲，叫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大庆也在上海找到自己喜欢的一切，爱尔兰咖啡，洋气的建筑，上海本帮菜，当然，还有皮肤细腻、身材细长、会说吴侬软语的上海小妞。
也许，在某个夜晚，大庆还会记起北京的一干人，还会记起他的年轻时代的生活，也许，大庆仍在坚持找寻诸如生活意义之类问题的答案——但，走在深夜北京的街道的行人当中，委实缺少了大庆的矮胖身体，连同他的声音也不见了，朋友们有时聚会，偶尔会提到他，散场后，在某个路灯昏暗的街道边，歪歪扭扭走在洒着水的柏油路面上的建成，会指着一个在街头小便的醉鬼对我们大叫：“瞧，那不是大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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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自由职业以来，有个感觉时常浮上心头，那就是生活的不完整感，大庆就是一个例子，今天你与他志同道合，一起吃饭，一起苦闷，明天他就能远走高飞，忽然不知去向，朋友是这样，别的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具体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在前面，没有一个东西把生活统一起来，我时常感到自己如同一块漂浮于河面的垃圾，随波逐流，两岸景色依次缓缓从身边经过，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到三十岁，我仍如以前一样，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什么东西又需要我，就这样晃晃悠悠地度过时光，远离一切具体的事物，伸手可及的永远是周围泛起的泡沫，是的，是泡沫，我内心不安，诚惶诚恐，总想抓住些什么，但是，当我伸出手去，捞起的总是泡沫，那些泡沫看起来仿佛是某种实在之物，待到抓起，才知什么也不是。起初，我还有些诸如焦虑希望之类的念头浮上心头，天长日久，终于麻木，看到身边希罕物件，连手也懒得伸一伸。于是，支离破碎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生活支离破碎，纷纷扬扬，就如同一片凌空飘扬的纸屑，没有痛苦，没有感觉，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然而，在认识陈小露的时候，我还不是这样，我为她的一举一动而魂牵梦萦，而且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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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走后，我失去一个平时没事儿也可以打打电话说说闲话的朋友，因此愈显孤单，于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陈小露身上，我说过，我曾以为她会是我的救命稻草，让我看到新的生活，或者和我一起去建立新的生活，虽然那种生活是副什么模样我到现在也无从想象，但当时我却抱着一种幻想似的热望，我以为我们可以各自挣脱出身边的一切，我以为我们可以改变点什么，即使没有变好也不要紧，变坏也无所谓，至少，我认为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于是，我用三天时间写完手头的提纲，然后打电话给陈小露，告诉她，我的工作暂告一段落，打电话前，我甚至准备一篇长篇大论，用来讨论我们的将来，可惜，陈小露告诉我，她很忙，最近两天有一门课程结业考试，说等考完了再说，于是我只好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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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世上最叫人不堪忍受的东西便是等待——等待叫人不思茶饭，望眼欲穿，等待叫人灰心丧气，心神不宁，其中最折磨人的便是等待时的希望，希望，希望——但愿以后再不要提起它，每当我想到希望二字都不禁为之深深摇头，这两个字所表达的东西实在可怕，它是一种愿望，一种要求，一种叫人受尽侮辱之后仍不自觉的幻想，只要一想到它——希望，人们便能投入到更深的侮辱之中——一方面，等待唤起人的希望，另一方面，人却得忍耐，忍耐来自希望可能破灭的预感，等待就是在这两种自相矛盾的情感中一分一秒地度过的，而不幸的是，最常见的，人们等到的仅仅是破灭而已，而且，由于希望破灭，使得原来的悲哀更加深重。即使是希望成真，人们的喜悦也不会太久，因为激情已经在等待中消耗殆尽了。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那些将死的人们，想到了那些处于疾病之中却苦捱苦熬的人们，想到了那些向股市中投注股票的人们，想到了那些望着满城灯火而在其中寻找自己家园的人们，想到了那些终日坐在办公室里，面对永无尽头的琐碎工作悄悄叹气的人们，那些分期付款购得小小安宁的人们，那些被命令、被呵斥、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我想到他们的等待及希望，那些凌云壮志，那些以为一切可以改变的英雄梦想，还有那些微末的小小的希望，那些幼稚的天真幻想，那些漂浮在北京上空的可怜的精灵——所有这些未能插上翅膀的小鸟，它们都在哪里难过，在哪里哭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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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陈小露的三天时间内，我上街购物四次，买回大量至少一年以后才会使到的东西。
做饭六次，每次至少做出三菜一汤。
收拾屋子三次，程度甚至于把书架上的每本书都擦过一次。
吸烟八盒，喝掉红白葡萄酒各一瓶。
睡眠四十小时。
读小报二十份，内容纷杂。
连平时从来不看的新闻联播也当作笑话集锦看过一两次。
读正经书两本，一本安德里亚所著《基督城》，另一本意大利人康帕内拉所著《太阳城》，
两本书的共同点是，全是胡言乱语，不着边际，外国人的有意思在于，他们竟有闲心把世上绝不可能出现的可怕情况罗列出来，结集成书。
看录像两盘，分别是特吕弗所拍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以及《朱尔和吉姆》，这两个片子的女一号的区别是，前者只想让一个男人操，后者只想让两个男人操，共同点是原因相同，当然是爱情。
听了施纳贝尔所弹的八张一套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一遍，贝多芬在奏鸣曲里表现的痛苦啊抗争啊意志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