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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浩带着我抄给他的地址去找老方。他新婚不久，第一次离开妻子，有如鸟儿飞出了牢笼。他和老方一起喝酒、去大学讲座，在后者经营多年的地盘上享受着诗歌的馈赠。崇拜者、鲜花和姑娘……年纪比我们稍长的老方把朱浩描绘成“一匹幸福的种马”。那么那个“每人一辆摩托车，前面挂着‘大诗人某某’的牌子周游全国”的主意又是谁出的呢？不是朱浩就是老方，不是朱浩给我的信里这么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出现在老方给我的信中的。
那段时间里他们给我的信是过去三年的总和。他们不仅自己大言不惭，还力图震撼千里之外我平静的生活。我结婚比朱浩还早，下决心把热情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平时我喜欢把朋友们的故事在圈子里发表一下，以博得大家一笑。朱浩去南宁出差后我讲的大都是朱浩的故事。当时东海受到诱惑，也想去南宁看看。我含糊地批评了朱浩的行为，我说：“要是他想和什么姑娘接吻也不应该在大街上呀？他可以让老方给找一个地方，两人睡上一觉都可以。何苦要刺激保守的南宁市民呢？”我在想：那王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使朱浩以和她接吻为乐，而不是睡觉。这我就不能理解了。我也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让我和老婆以外的女人睡觉我还能接受。可是不睡觉光接吻，这样情意绵绵、青春孟浪是什么意思？
朱浩曾对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禽兽才会离婚。”现在他这样做不是要导致离婚么？于是我写信给老方，想从侧面了解一下王玉的情况。老方的回信中根本没有提及王玉的名字，只是说朱浩在南宁“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和诗人们交往有时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都很欣赏自己的说法，至于都说了些什么，那只有天知道了。
什么是“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
什么是“找到了党”？
什么是“只有禽兽才会离婚”以及“幸福的种马”？
什么是“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
障碍“黑裙女”
他们让我带一份电报上楼。我低头瞟了一眼，是朱浩从济南拍给东海的，让他去火车站接“黑裙女”（电文如此）。收发室门前议论纷纷，显然就是因为这件事。看来东海的同事们已经传阅了这份电报。他们问我：“黑裙女是谁啊？”他们知道我是东海的朋友，不然也不会把电报交我带上楼了。我一定知道一点内幕，他们认为。的确，我知道一点。这件事甚至还与我非常有关呢。但我对他们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中的一个就说：“如果是蔡英东海敢不敢收留？”
蔡英是这个夏天里公开通缉的政府要犯，是个女的，也很年轻。如果她着一身黑裙也一定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如果她要人接站的话，电文上总不至于写明蔡英吧？当然，自称黑裙女也不见得更好。可不，已经引起了群众自发的注意。“去问问东海，要是蔡英他敢不敢去接？”“要是敢接，那才叫有种哪！”
见到东海我把电报交给他，并说：“王玉明天下午到。”东海问我：“你怎么知道黑裙女就是王玉？”我说：“朱浩给我打过电话，他可能和王玉一起来。”东海说：“王玉不是在南宁吗？”我说：“上周二去的济南。”“去找朱浩？”“是啊。”“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东海若有所失。“那他为什么把电报拍给我，而不是拍给你？”
我说：“大概你住得离车站比较近吧？要么朱浩考虑到你有单位，有家，不象我成天到处乱窜，他们怕电报送不到。”话虽如此，其实我心里也在嘀咕：以前朱浩来许城都是我去车站接他的呀，吃住也都在我那里。
我把在楼下听到的议论说给东海听，东海当了真：“要是蔡英我肯定接待，至少她还是一个女人么！”说完嘎嘎嘎地大笑起来，就象一只鸭子。
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再次来到东海家。东海已经出门接站去了。他们家的老保姆在，请我在客厅里坐下，泡了茶。东海的妻子在卧室里，已经病入膏肓了。她是癌症，手术后又转移了。这件事儿已经拖了两三年，今年入夏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杨真。据东海说：杨真的脸肿得有常人两个那么大，身上已经开始溃烂了。东海每天给她换两次药，三顿饭也都由他送进去。甚至连老保姆也已经有个把月没有看见她了。此刻，杨真隔着一道布门帘和我说着话儿。她的声音很正常，一点都不象有病的样子。
她问我来的那个黑裙女是谁？看来在为东海担心。关于蔡英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到她的耳朵里去了。我向杨真保证：黑裙女决不是蔡英，也不是任何动乱分子。她不过是一个女孩子，名字叫王玉。而王玉是朱浩的朋友。
“是女朋友吗？”杨真问，这让我很难回答。她又问是不是朱浩和王玉一块儿来？我告诉她：“电报是朱浩拍的，让接王玉。到底一个人来两个人来很难说。”杨真又问：“你怎么没和东海一起去接人呀？”我说：“本来我是想着和东海一起去的，没想到他走得那么早。一个人去接也差不多了。我在这儿等他们就行了。”
老保姆在厨房里忙晚饭。这时，室内的光线暗下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杨真没有再说话。电风扇吹得卧室门帘一抖一抖的，我盯着上面花朵缤纷的图案一时出了神。一只大黄猫从门帘下钻出，跑到水池下面的塑料盆里去拉屎。布帘后传出杨真唤猫咪的声音。接着她问：“他们怎么还没有到啊？天都黑了。”
我说：“恐怕是火车误点了吧？”
饭菜都上了桌，仍不见他们回来。老保姆随手赶着碗边的苍蝇。我说：“天都黑了，苍蝇也不歇着。”老保姆向我摆手示意。她凑近我的耳朵道：“不能说，不能说。”同时看了看那微微抖动的布帘。突然，传来杨真痛苦的呻吟声。老保姆说：“她该换药了。”
我十分不安地站起来，走到布帘旁。我说：“杨真你怎么样？我能帮你点什么吗？”
呻吟变成了压抑的哭泣。“我疼”，她说，“快打电话到车站，叫东海马上回来！”见我犹豫，杨真大声地说：“快打！快打！把他叫回来！”她有点和我急眼了，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我走到放电话的茶几前提起听筒，一面翻阅厚厚的电话簿。然后拨号，占线。其间杨真的声音不断地催促我：“快、快！叫他回来！”终于我拨通了，没有人接。由于身后那声音的逼迫，我对着听筒不禁自说自话起来：“喂，车站问询处吗？……我想打听一下济南至许城的……什么？晚点啦？……就要到啦？……哦哦，那好那好。”
我放下电话，对布帘说：“放心吧，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障碍一九八六年
赵燕递给我一叠照片，神秘兮兮地让我看。那是东海去南宁时拍的，当然是去找老方。照片里有老方，还有一些其他人。我注意到有几个女孩。有一个女孩出现的频率很高，我逐渐熟悉了那张脸。东海羞羞答答地走过来，问我：“怎么样？”他指的是那个反复出现的女孩。她是他此次南宁之行最重要的收获。东海用他带的相机给女孩拍了不少照片。
我说：“不错不错，真不错。她叫什么名字？”东海答非所问地说：“她是王玉的同学，一个班的。”我问：“照片里有王玉吗？”“有啊”，赵燕说。她洗扑克牌似地摆弄着那叠照片，然后，我就看见王玉了──赵燕将一张照片拿在自己手上，离开我的眼睛一定距离让我看。
一个女孩在远远的地方，正向前面走过来。这是一个走的姿势，人体细长。由于远，面目身影都比较模糊。能看得出王玉在笑，散发被风吹向一侧。她穿着当时颇为流行的牛仔裤，裤脚颇宽，似乎是喇叭裤。她在一个什么地方走着？没有具体的景物指明。但肯定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