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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位置坐上新进入学堂的启蒙生了。
除了新添的几个启蒙生，教室里坐着的全是那些春节以前和我同窗的本村的熟人、同伴、同学，有的个子比我长得还高还壮实，我今天看见他们，心里却怯了。我完全知道他们和我父亲捣蛋的故伎，尤其是杨马娃和徐拴拴两人，念书笨得跟猪差不多，却尽有鬼点子捣蛋。我一进门就瞅见他俩的诡秘的脸相，倒有点怯场了，那些不怀好意的脸相！
我立即走向那张四方教桌，偏不注意那几个扮着怪相的脸。我在父亲坐过的那把直背黑漆木椅上坐下来，腰似乎自然地挺直了，父亲就是这样挺着身坐。我回忆父亲的工作程序，坐下，先把桌上的四宝摆整齐，抹干净桌子，再掀开书本，或者在砚台里磨墨。一当听到教室里有异常的响动，就转过头来，睃巡一遍，待整个学堂里恢复正常的气氛，再低头看书或者练习写字。
父亲一般是先读书的，后晌上学时才写字，我也应该这样做，只是今天例外，读书是难得专注的，写字肯定对稳定情绪更好些。我在父亲用过的石砚台上滴上水，三只指头捏着墨锭，缓缓地研磨。磨墨也该像个先生磨墨的姿势，不能像下边那些学生乱磨，最好的姿势当然只有父亲磨墨的姿势了。
墨磨好了。桌子角上压着一迭打好了格子的空影格纸，那是学生们递上来的，等待我在那些空格里写上正楷字，他们再领回去，铺在仿纸下照描，我取下一张空格纸，从铜笔帽里拔出毛笔，蘸了墨，刚写下一个字，忽然听到耳边一声叫：
“行娃哥——”
我的心一扑腾，立即侧转过头去，看见本族里七伯的小儿子正站在当面，耍猴似地朝我笑着：“给我题个影格儿。”
教室里腾起一片笑声，唔！应该说学堂。
笑声里，我的脸有点发热，有点窘迫，也有点紧张。学童入学堂以后，应该一律称先生，怎能按照乡村里的辈份儿叫哥呢！可他是才入学的启蒙生，也许不懂，也许是忘记了入学前父母应有的教导吧！我就只好说：“你放下，去吧！”他回到位置上去了，笑声消失了。
我又转过头写字，刚写下两字，又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蓝袍先生——”
我的脑子里轰然一声爆响，耳朵里传来学堂里恣意放肆的哄笑的声浪。我转过头，看见一张傻乎乎愣笑着的脸，这是村子里一个半傻的大孩子。他的嘴角吊着涎水，一只手在背后抓挠着屁股，得意地傻笑着，和我几乎一般高的个子，溜肩吊臂，像是一个不合卯窍的屋架，松松垮垮。这个老学生，念了七八年了字认不下二百，算盘打不到“三归”，只是家底厚，又是他爸唯一的顶门立户的根，就这么在学堂里泡着。这个傻瓜蛋儿，打破他的脑袋，也不会给我起下这样一个雅号的，我立即追问：“谁叫你这么称呼我？”
教室里的笑声戛然而止，静默中潜伏着许多期待
“他……他不叫我说他的名字。”傻子说。
“你说——他是谁？”我冷眼追问。
“我不敢说——他打我！”傻瓜怕了。
“我先打你！看你说不说！”我说。
我从桌上摸过板子，那块被父亲的手攥得把柄溜光的柳木板子，攥到我的手里了，心里微微忐忑了一下，我就毫不退让地说：“伸出手来！”
傻子脸色立时大变，眼里掠过惊恐的阴影，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
我从他的背后拉过一只左手，抽了一板子，傻子当下就弯下腰去，用右手护住左手嚎啕起来：“马娃子，×你妈！你教我把人家叫‘蓝袍先生’，让我挨打……呜呜呜呜呜……”
我立即站起，一下子瞅住杨马娃，这个暗中专门出鬼点子捣乱的“坏头头”。不压住这个杨马娃，我日后就难得在这张椅子上坐安稳。我命令：“杨马娃，到前头来！”
杨马娃虎不失威，晃一下脑袋，走到前头来了。他个子虽不高，年岁不小了，也是个老学生。他应付差事似地朝我草草鞠了一躬，就站住了。
“是你给他教唆的吗？”我斥问。
“没有。”他平静地回答，早有准备。
“就是你！”傻子瞪着眼，“你说……”
“谁能作证呢？”杨马娃不慌不急。
“……”傻子急迫地瞪着眼。
“不要作证的人！”我早已不能忍耐这种恶作剧还在继续往下演，“伸出手——”
杨马娃伸出手来。他的眼里滑过一缕冤枉的莫可奈何的神色，既不看我，也不看任何人，漫不经心地瞅着对面的墙壁。
我抽一下板子，那只手往下闪了一下，又自动闪上来，没有躲避，也听不到挨打者的呻唤。我又抽下一板子，那只手依然照直伸着，我有点气，本想经过教训他解气，想不到越打越气了。那只伸到我跟前的手，似乎是一只橡皮手，听不到挨打者的呻吟，更听不到求饶声了，我突然觉得那只手在向我示威，甚至蔑视我。教室里很静，听不到一丝声响。我感到了两方的对峙在继续，我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不然就会被压倒，难得起来。我也不吭气，谁也不看，只看着那只要击中的手。我记得父亲打板子的时候就是这样，从来不看被打者的脸，更不听他们的呻唤和求饶，只是打够要打的数字。我抽下五板子了……
傻子突然跪倒在地，抱住我的板子，哭喊说：“先……先先先生！马娃叫我叫你‘蓝袍先生’，我说你要打手的，他说不会，你和俺俩都是在一块念下书的，不会打手的。他就叫我跟你耍玩，叫‘蓝袍先生’……我往后再不……”
我似乎觉得胳膊有点沉，抬不起来了，再一想，如果马娃一直不开口，我能一直打下去吗？倒是借傻瓜求情的机会，正好下台，不失威风也不失体面。
傻瓜先爬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跑下去了，杨马娃则不慌不忙，文质彬彬地鞠了躬，慢慢走回到座位上去了。
我重新坐好，提起毛笔，题写那张未写完的影格儿，手却在抖。我第一次执板打人，心里却没有享受打人的畅快，反倒添加了一缕说不清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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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动的邪念
无论如何，对杨马娃的一顿板子，彻底划开了我和同伴、同学之间的界线，那些心存侥幸企图开我的玩笑的人，那些想试试新上任的先生的脾气软硬的人，全都得出了自己应该得到的结论，学堂里的秩序按照父亲过去的模式继续下来了。
杨马娃退学了。挨打的当天后晌，他就没有再来上学，扛着撅头跟他爸上坡挖地去了，迅速地从村子各个角落反馈到我耳朵里的反应，却是绝对的一边倒。没有任何人同情杨马娃，听说连他爸也骂他不知深浅。执事杨步明当天下午跑到学校，给我撑腰：“打得好！念了几年书，连个礼性儿也不懂，没有一点规矩！不打的话，明日该翻天了！”他故意用大声说话，让那些坐在学堂里的娃娃都听见。不光执事杨步明，几乎所有送子入学的庄稼人，在我来去的街巷里，一律支持我动板子的举动。不过，我心里明白，不尊师长的越轨行动是不会有人同情的，所以并不觉得意外。
对杨马娃的退学，我也不觉得遗憾。按照我爷爷在这个学堂里开创的独特的教程（后来又经过了我父亲的补充），启蒙生从一二三四五开始识字，然后学《百家姓》，中年级学《七言杂志》，大约三年时间。附加的课程是珠算，先学加减，后学《九归》。三年时间里，那些穷庄稼汉的后代，学会了日常生活惯用的杂字，会打一手算盘，就走出学堂跟他们的父兄做庄稼去了，或者到西安某个铺店、作坊当相公（学徒）去了。留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富裕户的子弟，接着就开《论语》，步步深造。这一套教程，从爷爷创立，颇受庄稼人欢迎，可以说贫富皆宜，有普及也有提高，照顾了“面”又保证了“点”。杨马娃早该退学去做庄稼或当相公去了，只是生得矮小，父母疼其体力不支，就叫他在学堂多混几年……迟早是要走的。
两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秩序正常，执事杨步明对我父亲几次夸赞：“栽培有方！”父亲自然很欣慰。我的自我感觉也甚好。我从村中走过去时，可以踏出缓急有致的脚步了，再不紧张了。我在教桌前端直坐一晌，看书或授课，不再觉得腰酸腿困了。人说，我活脱就是二十年前我爸的原样儿！连脾气也跟我爸一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