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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达所住的农舍时，听见母亲尤拉和两个婴儿弟弟毕来及包贝都在大哭。他们17岁的大姐伊娃在尖声大叫。几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在他们的面前出现。法官荷马·雷朋冷着脸，告诉孩子们说要送他们到孤儿院去。尤拉哭得死去活来，她和7个较小的孩子被驱上几辆黑色的汽车，绝尘而去。
那天是1934年9月5日华特斯一家人坚毅地接受50年噩梦考验之始。
父亲乔治·华特斯于半小时后回到家里。伊娃和班对他哭诉经过之后，乔治立即步行8公里到班顿市法院，姐弟二人也跟了他去。
华特斯和他妻家有多年宿仇。不久前，尤拉曾因精神抑郁症短暂住院，她的两个弟兄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于是邀法官雷朋介入。
华特斯到了法院，只见雷朋和一群人正在前面坐着。雷朋告诉他说，“已安排”尤拉和孩子们过夜，明天早晨尤拉就会被送往一所州立精神病院，孩子们则会安置在一所孤儿院里。
“你不能把我的孩子夺走！”华特斯叫道，“谁这样做，我就杀了他！”
几个坐着的男人站了起来，把华特斯掀倒在地，铐了他的双手。华特斯从不饮酒，可是他们却以“在公众场所酗酒”罪将他拘留。
第二天早晨，那7个孩子和母亲被带到了法院广场。费伊和杰绨获释，但是5个小的孩子则被送往9小时路程外路易斯维尔市肯塔基儿童育养院。“把婴儿抱过来。”雷朋下令。法警把9个月的毕来从他母亲怀中夺过。“母亲从此就精神错乱了。”伊娃回忆到。
乔治·华特斯戴着手铐脚镣，面色惨白地在法院看着这场梦魇似的演出。他知道他在法律上无可奈何；在班顿，法官说的话就是法律。
伊娃奉命随同前往，帮助将毕来安顿在育养院。班、杰绨和费伊陪同忧伤的父亲回家。
次日，伊娃从路易斯维尔回来。她说毕来（尚未断奶）因吃了奶瓶中的酸腐牛奶，病得很厉害。另外几个孩子都在育养院里大哭，抗拒院里的监护员。
那天晚上，伊娃和弟妹写信给育养院的弟妹道：“我们会尽快把你们接回来。”他们写了无数次这样的信，有时没有回音，有时收到的回信叫他们永远不要再写。
最后，华特斯和他剩下的4个孩子决定到育养院去。他们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买了纸板衣箱，又买了一辆旧汽车。
1935年1月5日，他们到达路易斯维尔。在育养院外，他们看到带刺铁丝网的围墙，不禁为之战栗。他们相偕走了进去。
“我们是来接我的小孩子的。”乔治·华特斯说道，“这是一场大误会。”
但是他们告诉他，孩子们早已安置在别的家庭里了。他进一步打听，官员们说事属机密，并命令他离开。
华特斯发誓永不放弃寻找他的儿女，伊娃、班、费伊和杰绨也拉着手说了同样的誓言。
二
他们虽然痛恨这个城市，但还是决定住下。乔治、伊娃和班都找到了零工，费伊和杰绨则进了学校。得闲时他们就去育养院探问。
有一天，一位官员对伊娃和费伊承认莱拉还在院中，而且姐妹们还得到了短暂的会晤。莱拉神色惶惑畏怯。“你们能带我出去么？”她问道。两天后，育养院告诉她们说，莱拉已被送往一个人家寄养。
1936年3月，莱拉有封信寄到家里，说她住在150公里以外，恐惧，想家。华特斯致函她的收养人。“我恳求你让我把我们的孩子接回来，可以吗？”5月，莱拉于啼笑中重新回到家里。
同时，华特斯怒拒育养院的要求，不肯在下落不明的4个孩子中的3个的寄养文件上签字。这要求至少表示勒洛、玛丽·周和包贝还活着。但是院方不愿谈到那个婴儿。
华特斯越来越痛恨。他的妻子于周末从州立精神病院回家时，沿途还向过路的车辆和行人询问：“我的孩子在哪里？你们看见我的可爱的孩子们吗？”杰绨已经长大成人，他听到母亲这样问，不禁泪如雨下。
三
美国从30年代经济大萧条苏醒后，又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伊娃已结婚，有了家庭，住在路易斯维尔。她仍不断向育养院的办事人员交涉。费伊也结了婚，正在护士学校就读。她也常写措辞严厉的信去。班是军人，驻在加州，将休假时间大部分用于远在4千公里外的马歇尔村法院，翻阅档案，会晤1934年班顿惨案的见证人，并要求官方调查。
后来，加州的班收到了一封没有回信地址的信。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孩子，背面写着姓名：吉姆·克娄。班看了不禁发抖，他认出那是勒洛。
这封信里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班细看照片，只见勒洛身后是铁丝网的围墙和工业厂房。较近处是一些山核桃树。他在班顿见过这种树。
班将这照片复制了许多张，分别寄给肯塔基州及邻州所有的警长。数星期后，他得到回音：那些厂房是路易斯维尔福特汽车公司的。班写信给福特的人事处。回信说：威廉·克娄有一个孩子名叫吉姆，威廉曾短期受雇做守卫。他们父子已迁往华盛顿州，住址不详。
班大喜过望，开始写信给华盛顿州所有的警长和学校。后来，他接到一封署名“吉姆·克娄”的信，要他“少管闲事。我和我父亲过得很好。”班受此打击，于是放弃了寻找勒洛的努力。
几个月后，事情冷淡了。不久，战事也结束了。杰绨和莱拉都结了婚，有了家庭；他们的父亲仍然愤愤不平，已回到肯塔基西部去了。
费伊和伊娃一直觉得“吉姆·克娄”的那封信不是真的。1948年，她们写了信给育养院，坚持应准许现已年近21岁的勒洛自己决定是否愿与家人接触。育养院同意了，把家人的姓名住址转给了勒洛，这才首次知道家人大部分尚在人间。他写了信给费伊及伊娃。
勒洛是在6岁时进育养院的，在那里挨打受苦数月后，被转送给一位克娄先生。此人自称是慈善家，其实是个有恋童癖的人。克娄迁往华盛顿州任小学教师的时候，十几岁的勒洛虽然备受肉体与性的虐待，但已经有了坚强的性格与毅力。他父亲给他讲述的圣经故事他记忆犹新，他也不断为失去联络的家人祈祷。多亏费伊和伊娃，他终于得以和同胞团聚。
四
1950年，这一家人又对州政府发动投函攻势。但是，他们请教过的律师全部表示没有什么希望。对被收养儿童资料保密的法律是很严的；儿童的新生活和新身份，是必须受“保护”的。
1957年10月，尤拉·华特斯去世了，但她临死还在问：“我的孩子在哪里？”班给州长写信，要求采取行动。费伊写信给育养院，指出这时包贝已经成年。
两星期后，一个高个子金发蓝眼的男人敲费伊的门。“我是包贝，你的弟弟。”他一面说，一面举起一束信。
这些信当中，最早的是在1935年写的，包括了他的兄姐们寄到育养院的信。他的家人发动新的投函攻势之后，育养院把信转寄给包贝的义父母。他和勒洛一样，在14岁为人收养时无人曾签署同意书。他也和勒洛一样，从未忘记他的真实身份
班从加州飞了回来，他和杰绨与包贝祈祷父亲的目的早日实现。
“还差两人”。杰绨说。
几个月以后，班收到小妹妹玛丽·周的信她这时已改名为周·安。多年以来，她一直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而且还记得她一家人离散的惨状。但是为了不使她的慈爱的义父母难过，她一直隐忍不说。但后来，她的义父母收到肯塔基州长办公室的一封信，说华特斯家可能会控告育养院。国为法院并无收养记录，所以周·安的收养有问题。
为了寻求更多资料，周·安向人事资料室查询。结果，她发现了一包信件，一共有几百封，都是她的兄姐写的。周·安这时是一位护士，且已结婚并做了母亲，她知道了自己原来被家人追寻了一辈子。
在1958年7月4日，周·安被迎回家。但是还有一个兄弟不知下落。班这时已是洛杉矶一位建筑监督，而且已有了6个孩子，他对周·安说：“只要能够在父亲过世前把毕来送到他跟前，我愿减寿10年。”
寻找毕来已成为班念念不忘的一件事。
1977年7月16日华特斯去世，享年83岁。他的9个孩子当中，8个参加了他的葬礼。“爸爸应该再多一个人送葬。”班对弟妹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