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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公元638年。
在1993年，如果你站在耶路撒冷的效外山岗上，往约旦河的方向望过去，你会看见阿拉伯人的村子历历在目。头包白巾的老人手里握着拐杖，赤脚行过砂砾满布的茺野，他在找他的羊群。不一会儿，从土丘后面冒出一个黑巾蒙面的女人，那是他的妻，赶着羊群向他走来。
这一对满面风霜的老夫妻和他们黄土色的羊群，已经在名叫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脚下踩的是一代又一代祖先的足印。
当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种橄榄、喂羊群的那好几百年，犹太人在哪里呢？
犹太人一直在夹缝里惊惶喘息。别忘了，当中国开始了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基督教已经从异端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大帝将巴勒斯坦列为“圣地”耶路撒冷、伯利恒，四处兴起了基督教堂。1099年，远方而来的十字军因此而理直气壮地打进耶路撒冷，杀烧虏掠，手屠犹太教徒和回教徒。甚至到1516年当耶路撒冷纳入土耳其人的鄂图曼大帝国时，整个耶路撒冷不过三百家犹太人。
犹太人在哪里呢？
他们在俄国，在波兰，在匈牙利，在罗马尼亚……在每一个国家做“异乡人”。不被本地人接纳，也不愿被本地人同化，他们聚集在城墙外，自成一区。他们的凝聚力如此强大，使本地人侧目，时局不好时，犹太人就成为众矢之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近20万犹太人被西班牙人逐出家园。是“家园”，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在那儿活了好几代，可是由于是寄人篱下，主人驱客只需挥手。所谓几代家园只是一厢情愿的假想。
1881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和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赔出900万卢布。在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则面临灭种的危险，上百万的人被迫离乡多数人前往美国，少数人却辗转来到原乡巴勒斯坦，身无分文，只带了一个梦想，或许手里还有一本《旧约》。
百万人的流离失所使许多犹太人开始以新的角度审视一个历史难题：也许和地主国同化不是解决种族宗教歧视的办法，也许，也许根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从俄国回到巴勒斯坦的那些少数人就怀抱着这样一个模糊的梦想，也是最初的所谓“锡安主义者”（Zionist），犹太建国主义者，我称为原乡主义者。他们流浪已久、疲倦已极的脚踏上巴勒斯坦土壤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眼目睹的以巴血海世仇的开始。当拉宾沉重地说“一百年的战争使我们伤痕累累”，他回首眺望的，正是这些原乡者在海滩上踩出的脚印，痕迹仍旧鲜明，因为淌血不断。
痛苦使人团结，1897年，第一届锡安大会在瑞士举行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议论纷纷，探讨民族未来命运。原乡建国论者还属少数；有人主张将巴勒斯坦看作一种抽象的文化祖国，有人认为和寄居国密切合作才能保存犹太文化，有人害怕犹太人建国反而会促使寄居国更加迫害，更有人建议把犹太国建在非洲刚果……奇怪的是，在七嘴八舌的建国讨论中，没有人想到一个问题：
犹太人回“原乡”建国，好，那么“原乡”上那几百万耕了一辈子地的阿拉伯人怎么办？
锡安主义者喊出一个口号：“巴勒斯坦有国无民，犹太人有民无国！”理所当然，犹太人应该移民巴勒斯坦，皆大欢喜。
怎么回事？巴勒斯坦怎么会“有国无民”呢？那手持拐杖赶着羊群，赤足走过砂砾的老夫妻和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先祖又算什么呢？
他们不算“民”，因为他们不知道何谓“国”。到了19世界，阿拉伯人还不曾发展出国家观念。在巴勒斯坦埋首种地的老农，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家庭、部落；问他是“哪国人”，他只能瞠目以对。1913年，当阿拉伯联盟大会在巴黎召开时，与会者的目的也仅止于向鄂图曼帝国争取多一点政治权利，而不是要求民族自决。一直到一次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横加暴虐，才促使阿人与英、法联合，对抗已经分崩离析的土耳其帝国。交换条件是，英国将协助阿拉伯人独立建国。
短短两年后，1917年，英国人却又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中，将巴勒斯坦许给犹太人建国今天的以巴仇恨，竟是如此不可预见的吗？或者说，人的短视使悲剧无可避免！
犹太人一拨一拨地涌往原乡。文化中像强力胶似的凝聚力使犹太人组织起来，集体在巴勒斯坦买地。那在地上耕作的，是手掌上长满粗茧的佃农，土地的所有权，却在绅士的口袋里，他们住在遥远的大马士革、贝鲁特。土地换了主人，原来胼手胝足的佃农发觉自己一夕之间失去了生计。
“那又不是我们的错！”屯垦区里的简妮，拖着及地长裙，边煎蛋边说，“我们是用钱买的地，巴勒斯坦每一寸地都是我们光明正大买下来的。我知道可怜了那些佃农，可我们有什么办法？”
脑子里装着梦想和理想，手里紧握着《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充分发挥他们远祖亚伯拉罕的精神，一踏上巴勒斯坦就开始屯垦，用手，用脚，用汗水和智慧。
土耳其帝国溃倒之后，巴勒斯坦又来了新的主人英国人。在英国的统治下，犹太人不断地涌入，阿拉伯人不断地暴动，耶路撒冷不断地流血。1936年，为了抗议英国不阻止流亡人潮涌进，阿拉伯人发起了长达六个月的罢工罢市运动（原来五十年前就有了“因地发打”运动）。三年后，英国人终于承诺将在十年内给予巴勒斯坦人独立，同时将犹太移民数目限制在七万五千。
但是，这已是1939年，恐怖的1939年，欧洲的犹太人濒临绝境，煤气房和集中营等着他们。英国定下的移民限制，等于给百万的犹太人定下死刑。由于这个悲惨的刺激，十年后当犹太人立国时，同时也立下宪法，以色列将是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祖国，对犹太人来者不拒。
为了自救，犹太人组织了地下游击队。在1945、1946年间，游击队调动了64艘船，将7。3万人载往巴勒斯坦─这是现代的《出埃及记》吧？像摩西以法术使埃及人的长子猝死，游击队也诉诸恐怖暴力：大卫王饭店的爆炸中死了91个英国官兵。
沿着大卫王大街走向迦法城门，大卫王饭店就在右手边。进进出出的不再是身穿制服的英国官兵，而是背着录摄器材的各国记者，他们来为今天的耶路撒冷作历史的注脚。
历史的面貌诡谲难辨；或者说，历史根本没有面貌，只有面具，无数个面具。
当年炸死英国官兵的犹太恐怖分子，变成了日后以色列的政治领袖。当年暗杀以色列政要和运动员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成为今日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英雄。
恐怖分子和英雄领袖的差别，恐怕只印证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规则吧！而当这些由恐怖分子蜕变为政治领袖的人风度翩翩地坐下来开会时，与他们意见不同的新恐怖分子又悄悄从他们身后蹿起，像一个受了诅咒的恶性循环。
最诡谲的，莫过于面具有交换。犹太人曾经是欧洲的孤儿，他的流离使世人同情，他的艰苦建国使世人鼓掌。但是，犹太人有了归宿之后，巴勒斯坦人成为新的犹太人现在轮到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饱受寄居国的歧视，他们没有国家的保护，巴籍作家FouaxTurki在《失去继承权的人》中写着：
“今天，两个巴勒斯坦人碰在一块儿，马上就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胞感，我们渴望团结，团结在一起承担痛苦……以前所分隔我们的阶级身分完全消失了……”
“天涯沦落人”曾经是犹太人，现在，是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的幸福，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上。所以阿拉法特在1974年说，欧洲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对犹太人欠了道义的债，良心不安，但是这个债，却要巴勒斯坦人来代偿。
1993年10月28日，以色列人米拉其离开他那由铁丝网围起来的屯垦区，步行到邻近阿拉伯人的村子里去买鸡蛋；阿拉伯人的鸡蛋比较便宜。
没有多久，人们就发现了米拉其焦黑的尸体。反对以巴和谈的回教激进分子“哈玛斯”杀了来买鸡蛋的米拉其。
米拉其的朋友们、心情激动的犹太垦民，冲进阿拉伯人的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