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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奔又西走 爱心在祖国
马一浮年轻时就富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在上海自学外文时就边学边用，跟谢无量、马群武办起了《20世纪翻译世界》，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和斯宾塞等西方文学作品来唤起民众。1903年，当20岁的马一浮前年丧父、旧年失偶之后，便蓄须不娶并置个人于度外，毅然鬻家产东渡重洋到美、德、日本诸国悉心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以探究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个时期，他不但翻译了日本松平康国翻译的意大利的《政治罪恶论》等西方哲学著作，翻译了《唐·吉诃德》（题为《稽先生传》，登于1905年上海《独立周报》）等西方文学名著，还在1904年于德国柏林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后立即把它捎回祖国送给了他当时寄予厚望的光复会会员刘师培办的国学扶轮社，期望得以传播。后来刘师培变节投靠袁世凯。袁世凯倒台后，国学扶轮社被抄，《资本论》进了旧书摊。马一浮在书摊上见到自己题跋过的《资本论》便又购回送给了浙江大学前身是求是书院。
1905年，汤寿潜为了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在旅沪浙江同乡会（此会是清末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基础）支持下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由于当时杭州拱辰桥是日本租界，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因此汤寿潜最初把沪杭铁路终点站定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拱辰桥。一天，马一浮到岳父家作客，汤寿潜见爱媚从欧美游学归来，道德文章颇有建树，名气很大，便把铁路图纸交给他请他参议。谁知马一浮看后却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这是为啥？”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便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于是这位富有民族与民主思想在光复后首任浙江都督旋又改任孙中山临时政府交通总长的岳父，不但不以马一浮撕图纸为无礼，还按他的方案把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在羊市街北端城内即今天的杭州城站建了一个终点站。
继往而开来 致力于“弘扬”
马一浮一生不求闻达。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蔡元培任孙中山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请他担任秘书长。但他因不习惯官场应酬，做了一周多便宣告：“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还是回西湖。”从此不再涉及仕途经济，不久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请他担任文科学长，他也婉辞而推荐了好友谢无量。浙江大学想请他讲学，但鉴于前例，竺可桢到了马宅两次也不敢贸然开口。1937年抗战爆发，浙大迁至江西泰和，竺可桢以由浙大出面为马先生运藏书为契机登门礼聘，马一浮被竺可桢尊师重教精神感动，才以大师名义在浙大讲学并随浙大内迁。
马一浮在浙大讲学的第一天就开宗明义告诉研究国学的学生研究国学目的“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之认识……对国家社会乃可担当大事。”后来又在《赠浙江大学毕业诸生序》中一再希望学生毕业后“行其所学，对于国家社会能尽其在己之责任。”并在《论六艺该统摄一切学术》、《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等讲演中宣告：“今日欲行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常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发其本然之善，全身性德之真……世界一切文化之最后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中国也。”正因为马一浮一生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再加上他国学基础雄厚，自孔孟老庄到宋明理学，从易卦佛巫到金石书法无所不精，并且又博通外文典籍，能取精用宏不步前人蹊径，富有气节，所以不但陈独秀、苏曼殊、梁漱溟、沈尹默、熊十力、朱光潜等学者文人爱与之结交，就是孙传芳、蒋介石、陈立夫等旧中国政界人物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革命领导人亦对他非常敬重。1939年，蒋介石在重庆约见了他。1964年，毛泽东宴请了他。熊十力（与马一浮、梁漱溟同为现代儒学三圣之一）当年就这样说过：“马一浮清末就很有名气，我……很想见他。但是，找这个人介绍，不肯，找那个人介绍，拒绝。这些人的意思是说，马一浮谁也不见，他还见你！不得已，我自己写了一封信并附著作直接找马一浮。很久，得不到消息，我就很气。未必世界上真有一个人，熊十力想见，他总不见的吗？终于有一天，马一浮来了。我就说：我写信给你，为什么不回信？马说：‘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马上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的著作读完之后才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马一浮待人待事就这样认真执著。一次，孙传芳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慕名来访，马一浮不肯接见。家人鉴于孙传芳当时的权势便打圆场说：“是否可以告诉他您不在家？”马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只好悻悻而返。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时，因“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精神生活的瘾。”就常常带了学生丰子恺到“深窥百家之奥”的马一浮处听他谈哲理和佛学（见丰子凯《陋苍》），后来终于在马一浮影响下于1918年到虎跑大慈寺披剃出家成了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学生、现为新加坡佛学院院长的广治法师为此对马一浮极其敬仰，每次回国，见马一浮自奉甚俭总想送点钱财以补不足，但马一浮笑着说：“和尚是吃十方的，我怎么能连和尚的东西也收下吃起十一方来呢？”因而广治法师对他也愈益敬仰。1992年是弘一法师圆寂50周年。弘一法师圆寂时作偈说：“花枝春满，天心月圆。”马一浮1967年6月2日在浙江医院临终时作诗说：“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讴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马一浮、李叔同之缘竟情深如是。正因为马一浮有缘与诸多文化界人士和方外人士结交，所以他才团结他们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方面、在促进海峡两岸人民团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出世与入俗 宗旨乃元元
笔者与马一浮结识多年。有次问他：您是佛学家，又点化李叔同出了家，可您自己又为何留居尘世？他哈哈大笑说：这是因为我六根未尽。马一浮的六根未尽，就是因为他心里一直有着人民，有着民族，有着祖国。他在1937…1945年写的诗作里曾说，这些诗是他“老面播越，亲见乱离，无遣身之智，有同民之患，于是触缘遇境，稍稍有作，哀民之困以写我忧。”他的诗确是他同情人民苦难的写照。
马一浮1938年在浙大讲学中说：“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古之所谓士也……士者，事也，好能为社会服务之称……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1907年秋瑾被害时，他当即义愤填膺，作《悲秋四十韵》一诗共80句400言，表达了自己“终古轩亭恨，崇朝皖群谋”的哀思。1912年，民国成立，浙江人民追慕徐锡麟壮烈，将他遗骸从安徽归葬杭州孤山时，他又撰《烈士徐君墓表》赞扬徐锡麟“布衣穷巷之士，哀愤郁积，抱咫尺之义，犯险难蹈白刃不顾，必死以求自达，而非有利天下之心，志苦而计成，迹诡而意纯，虽匹夫之节，君子有取焉”的牺牲精神。
马一浮对军阀权贵深恶痛绝，但对人民群众却热情满怀。新中国成立前报潜心学术不问政治，但新中国成立后，诚如胡乔木同志《介绍马一浮先生》所说的，对新中国的热爱与支持不遗余力，写了不少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雷锋精神的诗篇。1951年4月，陈毅到杭州，由教育厅长刘丹陪同亲自到郭家河头拜访马一浮。当时马一浮正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毅怕打扰大师午休，便站到了屋檐下。过一会下起了毛毛雨，待马一浮醒来赶忙请进时，陈毅、刘丹等人衣帽鞋袜皆沾湿了。陈毅在礼叙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过去人家掌权您老不肯出山。现在我们（人民）当家了，您老总不能袖手旁观吧！马一浮为陈毅这种礼贤下士的精神和豁达爽朗的风度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