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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信件，胡耀邦处理过多少？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说，太多了，无法统计……
共产党人要说真话、办实事
由于一些单位的负责人的推诿作风，有些群众在信中反映的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于是群众接连不断地向上级机关反映。胡耀邦尖锐地指出，领导机关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妨碍了落实政策，影响了党群关系，贻误了党的中心工作。他提出，共产党人要说真话，办实事，讲实效。
1984年，上海几名落实政策的对象致信中共中央，反映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其中有人来北京上访3星期，走了8个单位，竟无一处受理，不得不失望而归。
胡耀邦阅读了他们的来信，写了这样一段批评：“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陕西省西安市有个叫吴金狮的油漆工，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创造了“油漆花纹新工艺”和“无笔画”，受到专家们的重视。可是吴金狮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遇到了不少困难，有关方面虽然过问了，但一直没有得到落实。1984年底，他投书胡耀邦诉说苦衷。胡耀邦在这封信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切事情都要做得实事求是，合情合理。这样就能获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我们一些同志办具体事，往往不问是非曲直，而只是机械地根据某项规定，或去听从某几个人不正确的意见而拖着顶着不办，实在不好。”
一次又一次击中要害的分析，一回又一回深刻的教育，使我们很多干部的作风变得踏实起来。
绝处逢耀邦
下面是一位教师的自述：
“1979年冬，我的落实政策进程，出现了波折。我曾上访了中央几个有关部门，接待的人员都表示：阻力太大，爱莫能助。有的部门连我的申诉材料都退回来了。当我处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我决定到胡耀邦家中上访。但我思想上仍然顾虑重重。我想中央总书记的家门口，必然有不可逾越的警卫线，我的书信能够投到总书记的手里吗？”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我来到北京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胡耀邦的家。大门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胡同里春风徐徐，没有便衣巡逻，大门口也没有武装警卫。两扇紧闭的朱红大门上有个传递信息的电铃。我一按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员，他问我找谁？我说找胡总书记。他一转身就回去了。很快地出来一位青年学生，当他知道我是在大学教书的，他就问了我所在大学的情况。不久，出来一位工作同志，询问了我的姓名、来意，接过我写给胡耀邦的申诉信。他说，今晚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通知你。我说，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他说，你就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5点来看处理情况。那位青年学生说，您老先回去，一定把您的信转上去。”
“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一按电铃，那位工作同志出来了，交给我一个带红格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这封信，到中组部去吧。和工作同志一起出来的那位青年学生，热情地说，中组部在西城，您快去吧。我感到十分高兴！但天色已晚，我的视力又不太好，我决定明天再去中组部。”
“回到我住的那间小屋，天色已黑。我开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那个用红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边写的是”中组部；中间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边是胡耀邦的签名。我抽出我写的那封申诉信，看了胡耀邦在上面做的批示，我顿时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次日早晨8点半，我就到中央组织部，交上了胡耀邦批的那封信。过了两天，陈副部长派局级领导和我谈了话，决定对我的案件重新复查。从此我的落实政策问题，进入新的阶段。我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党籍得到恢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在上访过程中，我领会到胡耀邦处理问题有三个特点：迅速果断、认真负责、实事求是。我下午5点送去的申诉信，胡耀邦当晚就批阅了，第二天下午5点，他的批示就转到了我的手中。我的申诉信是在4月2日写的，由于我粗心大意，把4月写成了3月，胡耀邦在“三”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这表现他处理问题的认真负责。胡耀邦在批示中，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给我落实政策；这表现他处理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这点是很重要的。中央领导同志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问题时如果只是泛泛一批，不指定专人负责落实，政策就往往落实不下去。”
关心失足青年
1984年10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胡耀邦写信，反映他在锦州市的弟弟韩仲元因为父亲“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送农村，失去上学机会，走上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几口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要求有关部门能为韩仲元安排适当工作。
这一封普通的海外来信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要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到锦州去看看，过问一下这件事。11月初，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来到锦州，和锦州市的同志一起了解韩仲元的近况，决定为他安排适当的工作。当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去看望韩仲元时，韩仲元痛哭流涕地表示要不辜负党的关怀，重新做人，努力工作。
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回到北京，向胡耀邦报告了韩仲元的安排情况，胡耀邦赞扬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们这件事办得好。在中央信访部门的报告上，他又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六千件。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秉公办事，敢于负责，一件一件落实，一抓到底，这就是胡耀邦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
Number：840
Title：耀邦和农民专家
作者：李一民
出处《读者》：总第97期
Provenance：新闻图片报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李德炎是河南省偃师县有名的农民小麦育种专家。1958年，他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和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攀谈过。1964年在全国团代会上，胡耀邦又接见了他。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特邀李德炎参加《小麦育种学》一书的编写工作。
到了1976年，胡耀邦被“四人帮”打成中国科学院“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在批判大会上，李德炎被指定为农民代表上台发言，尽管是言不由衷，但是调子高昂。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自然“坚决要给胡耀邦同志出气”，加上其他错误，李德炎的党籍被开除，育种权利也被取消。
李德炎回到河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思前想后，决定给胡耀邦写封信。
1977年10月13日，耀邦给李德炎复了信：“德炎同志，你9号的信，我看过了。去年你在科学院那个大会上的发言，当然缺点是有的，但问题并不很大。至于对我个人那就更没有多少问题了……如有工作机会来京，欢迎你来我家谈谈。”
这年11月10日，李德炎从河南赶到北京，决心向胡耀邦赔礼道歉。耀邦立即接见了他，问寒问暖，打听收成情况，尽量避开那个老话题。李德炎撇过耀邦的问话，执著地说：“您就让我把心窝里的东西倒出来吧！我不该在科学院那个会上对您……”
“在那种形势下，人家叫你批判发言，你能顶住不干吗？这件事，我在信中给你谈过，这于你没有多少责任，还要纠缠它干什么？”耀邦和蔼地宽慰李德炎。
然而李德炎回乡之后，并没有摆脱困境。
1981年8月的一天，一辆小汽车突然开进了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