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65年秋天，我踏进了兰州大学的校门，学习地质地理专业。
我进地理系后，注意到系上的老师、同学们对锻炼身体抓得很紧。学地理的人，一辈子都要与山川河流打交道，没好身体适应不了。系上一位老教授，当时已是60岁的人了，每天坚持锻炼，野外实习，爬山如履平地，我很羡慕他。于是定下一个目标，像他那样练就一个好身体。从此我不管天阴天晴，天冷天热，每天都练长跑。时间久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根本没人管了，早操也没人组织了，但我仍然坚持，有的同学觉得有点傻，说我神经病，这年头每天大清早还起来跑步、跑的什么劲儿？我照练我的。当时我锻炼身体是一个目的，锻炼意志和毅力是另一个目的。我倒要看看，在别人不干的情况下，我到底能坚持多久？
我在大学期间的身体锻炼和毅力锻炼，并没有白费功夫。我这次横穿南极，开头一个月几乎是跑着前进的。可以想象，在那以恶劣的生活环境里，如果没有我年轻时练就的长跑功夫，没有毅力，没有坚强的意志，恐怕是很难坚持到底。
我进校的第三个秋天，“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最疯狂的高潮。学生不上课，老师被打倒，当时流行口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系六六届毕业生在分配工作时，不少同学一气之下将大学五年的课本和所读过的书籍，全部扔进了垃圾堆。
看到他们把那么多好书扔进垃圾堆，我觉得十分可惜，不顾别人奇怪的眼光，从垃圾堆里把那些书捡回来。没想到，这些书在十年以后我报考研究生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派上了用场。
1969年，我被分配到甘肃平凉农村劳动，同系上教经济地理的王焕龄老师住在一起。王先生没有给我带过课，对我不太了解，光知道我是学生。那时候“学生”就是造反派的同义词，所以随时防着我。开始，我们师生之间从不谈任何事情，说话极少。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王先生就着煤油灯，学唱样板戏。我晚上没事，心里着急，就拿出一本《政治经济学》教课书看，但心里很不踏实，生怕王先生向别人透露。几天后，王先生没有什么反应。
这本书是讲价值规律的，我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最后实在憋得没办法，就壮着胆子向王先生请教。谁知，王先生来了劲儿。他睁大圆眼，认真地说：“这样吧，你有什么问题，只需告诉我第几章、第几节、第几行就可以了。”我心想：“这么神？先试试您。”于是告诉他个某一页的页码。他略一思索，说，那一定是第几章第几节了。于是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解开了，分析的精辟，态度的严肃，简直犹如在讲坛。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王先生的精心辅异下，读完了这本书。王先生对我的一句鼓励话是：“好好学吧，你现在是我见到的系上唯一的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
我的妻子
周钦珂和在中学是同级同学。我当学生会主席时，她是文体部长。我们因工作关系，比较熟悉和了解。她很聪明，学习非常好。
高中毕业我考入兰大，她考入兰州医学院。
大学毕业时，钦珂因病住院了，因此缓分了三个月。我当时分到了省农村宣传队和政县分队，那里的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她出院后，学校告诉她，将她分配到兰州市永登县的农宣队。谁知道。钦珂面对这么好的条件，一点也不动心，直接找到了省农宣队办公室，要求去和政县分队。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把你分到永登县完全是为了照顾你有病的身体，我一笔就可以将你勾到和政去，但你再回兰州就不容易了。但钦珂执意要同我在一起。
我们结婚后，我才知道这件事。她平静地说：“我知道和政艰苦，我也知道我的身体不好，但要苦，我们俩人应该苦在一起，两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嘛！”我当时听了她的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钦珂现在是甘肃省人民医院的主治大夫。她一直支持我的事业。近10年，我经常在野外工作，在家里只过了一个夏天。钦珂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和对孩子的教育。儿子小时总是问钦珂：“爸爸长的什么样子？”对妻子和孩子，我总有一种内疚感。
我的志愿
那还是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在系资料室里翻阅期刊杂志，偶然在1964年的《地理学报》上发现了施雅风和谢自楚写的《中国现代冰川的基本特征》这篇文章。我在中学时就知道了施雅风这个名字，他考察希夏邦玛峰的事迹刊登在报纸上。我把那篇论文仔细地读了一遍，虽然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但使我非常感兴趣，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
我自从读了那篇文章，冰川学就深深地扎根于我心田了，它时常萦回在我的脑海里。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它始终像个幽灵一样游荡在我的周围。
在和政县教书期间，我一边教课，一边注意着冰川学研究方面的进展。
1974年放暑假，我住在兰州的姐姐家。拜访施雅风、谢自楚的想法又向我袭来了，过去几次都因为找不到引荐的人，放弃了，这一次，不管有没有人引荐，我一定要见见他们。我大着胆子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所的传达室。因为我谁也不认识，进门就说：
“我想找一下施雅风和谢自楚。”
传达室里的看门人说：“施雅风出差了，谢自楚在，可是今天是星期天，你明天来吧。”
“我到他家去找。他家住在哪里？”我不甘心地问。传达室的看门老同志见我很是急迫，就告诉了我具体的楼号和门牌号。
我找到谢自楚的家，敲开门，见一位五十来岁的人正在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讲话。小姑娘因有病发烧正在他爸爸怀里撒娇。他堵在门口问：
“你找谁？”
“找谢自楚。”我说。
“我就是，你有啥事？”他问。
我见人家不热情，怕发生误会，就急忙自报家门，说对冰川学很感兴趣，想学习学习。没想到，我的话刚一完，谢自楚态度马上变了，大开房门，十分热情地请我进到屋里。
谢自楚当时已经是个有名的科学家了，但住房却很差，只有一间屋子，连自行车都没地方摆，只能斜着摆在屋当中。我勉强找了个凳子坐下，和他交谈了起来，越谈越投机。最后，他很有感慨地说：现在根本没有人想搞冰川，都认为干这行太苦，你却自己找上门来，我真高兴啊！接着，他又询问我的学历和专业知识学习情况，并记下了我的工作单位和名字，临走还给了我一些冰川学方面的资料。
没想到，那次毛遂自荐竟成了我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
那时候调动一个普通业务人员，尤其是从专县调进地处省府的科学院，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谢自楚先生骑辆破自行车到处反映情况，四处游说历时几年。1978年5月，我被调进了冰川所。当时，我考研究生的一试也已通过了。
两个月后，我通过了研究生二试，考取了兰州大学地理系李吉均教授的研究生。李教授考虑到我今后从事专业的需要，在冰川气候变迁方面教会我许多研究方法，这些知识，在我的南极科学考察中，起了很大作用。
1980年10月，我获得硕士学位，返回冰川所工作。
两下南极
南极是冰川学家的圣地。对一个冰川学者而言，南极是最理想的研究对象。
80年代初，中国因改革开放的政策而繁荣昌盛起来，我国老一辈冰川学家施雅风教授等科学家联名上书，提请政府把目光投向南极。他们认为，这是反映和衡量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雄厚国力的标志。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一建议，成立了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
1982年，谢自楚教授在南极考察时向国家南委会推荐可派秦大河到南极考察。1983年9月，我到达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国家南极局冰川室低温实验室做适应性研究。
1984年元月，我登上飞机，向目的地南极洲飞去。
1985年2月，中国第一个南极基地长城站建成不久，我的第一次考察任务完成了，3月下旬我回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冰川局进行总结性研究。这一次，我发现澳大利亚人对我的态度大变。实验室的负责人热情的态度溢于言表，当我去复印一些资料时，他把资料抢了过去，声称：“这种事，交给工作人员去干吧。秦，你是一个科学家，你应当坐下来完成你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