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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进行策反工作。在苏联，她出版了五本诗集。
同中国人朱的相遇，决定了她后半生的生活。她在自传体小说《牛郎织女》中描绘了这次相遇。书中的女主人公名叫汉娜·萨姆洛娃·毕克斯，是一个黑头发高鼻子的波兰犹太人，男主人公叫牛郎，正好与中国民间故事中的牛郎同名。
克拉拉·布卢姆没有把同中国人朱的分离看成是受惩罚，而是看成他们为祖国中国的更高需要所作出的自我牺牲。他们两人是在莫斯科的国际劳工服务中心结识的，两个古老而又遭受压迫的民族的两颗心就这样在流亡中相遇了。当时是1937年11月，正是搞清洗运动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一个无国籍的犹太人同一个没有护照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恋爱是不无危险的。尽管朱穰丞，即小说中的牛郎，在莫斯科可以自由行动，但他却不能暴露自己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真实身份，因而不得不过着隐蔽的生活。克拉拉·布卢姆在小说中写道，牛郎及其党内朋友们“没有护照，不能向外人透露自己的真名实姓或住址”。即使克拉拉·布卢姆自己，在他们相聚的四个月中，也从未得知过他的地址。
除地址外，他把一切都对她如实相告。他告诉她，他结过婚并有孩子，告诉她自己过去在上海所从事的戏剧工作，并说他很想念中国。而她也不对他隐瞒自己过去的恋爱史。出于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克拉拉·布卢姆写下了一首描绘犹太人和中国人命运的诗，取名为《民族之歌》。诗的最后几段是这样的：
我的同胞正浪迹天涯，
被人驱逐，遭人辱骂，
在一个个国家四处飘游。
你的同胞默默地耕耘，
在强盗的铁蹄下，
血迹斑斑。
……
这是我们的睿智，这是我们的歌曲，
我们就这样忍辱负重。
相去何远，而又何其相似，
这一切使我们心心相印。
作为犹太人，她爱上一个中国人颇为不易。但她最终克服了民族习惯上的禁锢，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她感觉到：“小屋的四壁闪着光亮，金黄色的傍晚，银白色的深夜，玫瑰色的早晨。”
他俩每周只见面两次。对他的住址，她一直无从得知。但对她一生唯一的这次幸福，她却充满激情地写道：
哦，不我的生活不是恐惧。
我的生命里闪着一丝幸福，
年复一年在黑暗中追寻。
十二个星期短暂而又永恒。
远处有个孩子向我伸出双手，
给我描绘生命中最美的转折点。
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头脑最终接近了他。
在一丝幸福中，我看见了未来。
朱失踪了。后来有消息说，他被逮捕送进了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有关朱的真实情况，克拉拉·布卢姆一直到1959年中苏公开闹翻后才获知。但她一直坚信，朱仍在秘密地从事革命工作。她把朱的死斥之为谣传，至少她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她还是坚守她原来的信念。她认为，当初他是应召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当时克拉拉·布卢姆也尽其所能地参加了这一斗争。她曾在诗中讴歌中国的烈士和英雄。在莫斯科，她把凡能找到的一切有关中国的材料都拿来阅读了。怀着一种强烈的爱和渴望，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她写下了一首首她生命中最美的诗。
她决定前往中国。战争结束后，她便动身前往中国。当时，她身无分文，也没有证件。1947年8月，她到了上海二次大战期间，曾有10万欧洲犹太人逃往那里。1948年9月，她被由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大学聘用，教授德国语言和文学。
她到中国来的目的是寻找朱。1948年，人民解放军挺进北京。为了追寻朱，她立即前往北京。1949年1月，她到达北京。但这时她又身无分文，不得不重新忍饥挨饿。她发烧了。在自传体小说中她写道，高烧中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朱相会了一个晚上：
她站在那儿，找到了他，却似又若即若离。她被他抱在怀里，周围罩着一层珍贵的光环。这光环，她已失去了11年，明天还将失去。这一去，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也许要等到华发满头，也许就此永不相见。
小说《牛郎织女》就在这里结束。
1949年8月，克拉拉·布卢姆回到上海。1951年初，她在一所外语学校（现称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图书馆里工作。1952年，她担任了复旦大学的德语教授。同年，她取了个中国名字“朱白兰”并提交了加入中国籍的申请。1952年9月，她被调到南京大学。她在1954年下半年写的一份个人简历中作了这样的说明：朱穰丞于1932年加入共产党，目前的工作和居住地点不详，关于这些，她无权打听。她坚定地相信，朱穰丞正在一个什么地方从事国家的重要工作，继续履行秘密使命。1955年，她写了关于他的最后一首诗《给一位老人的情诗》
艰苦的战斗远没有结束，
我们已分离几十个春秋。
瑟瑟秋风送我而来，
金黄色的桑叶随风飘落。
你没有只字片语，
但我知道，
那上面有你的音讯。
桑叶飞近我疲惫的双眼，
上面映着流逝的岁月，
和苦难民族斗争的身躯。
苦难已尽，笑脸绽开，
洗却恐惧和血雨的世界，
普照着未来的光辉……
我们艰难的爱情，
将换来后人千百倍的理解和敬佩。
克拉拉·布卢姆还在继续等待。1956年，她被调往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德国语言和文学。1959年，她又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去东柏林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建交十周年庆祝典礼。但由于中苏交恶，她不久便无法发挥她作为北京对德传言人的作用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她才重新露面。那时她写了一些歌颂毛泽东的作品。她开始在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机关报《红旗》上发表诗作。
直到去世为止，她一直在期待着朱的出现，并一直在为他的祖国而效力。1971年5月4日，她死于肝病。没人知道她的骨灰在哪儿。她在维也纳时开始撰写的、在法国脱稿的小说《战胜命运的人们》、最终却没有发表。如今，这部小说的手稿正寂寞地躺在西德马尔巴赫的文学档案馆内。
Number ： 8809
Title ：家有“名妻”席慕蓉
作者 ：刘海北
出处《读者》 ： 总第 113期
Provenance ：《同心集》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在念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大姐命令我画一个女人。
在当时，我的美术成绩高低起伏很大。凡是成绩优异，甚至包括了一次比赛冠军在内的作品，都是大姐代为捉刀的杰作；凡是成绩低的，都是地道的拙作。
我想此时大姐命令我画一个女人，一定是不存好心，要出我的洋相。于是顿时不服气起来，拿过纸笔精心地画了一个女人。大姐接过去一看，笑着说：“你将来一定怕太太，不是怕她凶就是怕她出名。”我问她为什么？她解释说：“因为你画的女人特别壮而且大。”虽然我当时对她那一套心理测验一点也不服气，可是从此在心里种下了一些隐隐的忧虑。
进了大学，才发现自己不敢对女同学讲话。尤其是面对漂亮的女同学，简直舌头发硬，浑身发抖。尤其是听过一些唐璜型同学的自白，更是把我吓坏了。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是挫败多于成就。的确，那时代男性人数比起女性多得多了，年轻的女孩子气焰甚高。要想追到一个女朋友，最少要通过耐力、智力、定力和财力四大测验。
听到先进们这些经验谈，真使得我望女孩而却步。于是每逢假日，干脆躲在家里。
出国进修以后，失去了家的保护，同时又感到女孩子实在可爱，只好鼓起勇气来面对女孩子。正当我武装自己准备面临四大考验时，居然发现女孩子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可怕和不讲理。尤其是比我们晚四五年毕业的女孩，和我们同时期的女同学们已大不相同。这些年轻的女孩会自费和你一同去吃饭、看电影。她们已经把自己提升到和你平等的地位了。
当然，那时并没有料到“名妻”就在这些女孩子中。在最初和她交往的时候，发现她最具北国气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从心到口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没有一丝拐弯抹角。对我这一个既缺乏经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