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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十年精华-第36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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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规律。

  发明创造,也可以从重复的现象中发现潜藏着的客观规律,并据此获取新的成果。考察重复,乃是发明创造一招。

  那是1582年的一天,年方17岁的大学生伽利略,又到比萨大教堂做礼拜。教堂里吊灯高悬,信徒密集,异常安静,只有牧师在娓娓动听地布道。大家都听得出了神,唯独伽利略心不在焉,却对天花板上的一盏吊灯在微风的吹动下不停地摆动的现象产生了兴趣。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按着自己的脉搏数着,猛然惊奇地发现:不论吊灯摆动的幅度多大多小,但时间始终是一样的,这就是著名的单摆等时性原理。根据这一原理,伽利略曾绘制成“摆钟”的图纸。几十年后,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发明出世界上第一架摆钟,实现了人类计时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

  大家都知道,“海中霸王”鲨鱼是异常凶残的。它经常袭击在水下作业的人和在海面上正常行驶的小船。为此,科学家曾一直寻求对付它的办法。有一次,一位“好事者”把一条饿了几天的鲨鱼放进水池里,轮流把涂了不同颜色的板块投入水中。结果,每投一次,饥肠辘辘的鲨鱼就猛蹿一次,咬住板块就狼吞虎咽起来。但是,唯独见了橙黄色的板块,就立即调转尾巴逃之夭夭,宁可挨饿也不肯靠近。接着,试验者又用黄色光照射水面,鲨鱼便索性躺在水底“绝食”,干脆一动也不动。根据鲨鱼的这一特性,人们想到了安全救生圈和救生衣被涂上橙黄色,以便既能吓跑鲨鱼,又使营救人员易于发现目标,从而能保证人身安全。

  至于防鲨鱼的“弗利莉新衣”的发明,则是澳大利亚的海底摄影师泰勒,在制成了由15万个小钢环串连的盔甲式连身衣之后,由其爱妻弗利莉亲自试穿,一次又一次地在海底的大鲨鱼口进行实际性重复实验,终于以惊人的智慧和无畏的献身精神,研制出这种可抗御鲨鱼袭击的工具衣,被各国潜水员争相购买。

  大量的发明创造案例表明,发现重复现象就意味着发现了某种规律,利用这种规律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发明创造。这就是考察重复作为发明创造一招的基本原理。

  花开花落,候鸟迁徙,雄鸡啼晓,四季轮回,潮汐涨落……这都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周期重演、过程重演或内容重演性的重复出现的现象。但是,若对这些重复的现象深入研究一下,恐怕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事实而已。

  什么是重复的现象?重复的现象是指同一事物在一定的时间或空间里以一定的形式多次性地出现的现象。重复的现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时间、空间中出现的重复现象,另一种是间断性或连续性显示的重复现象。以巧合、相似、循环等为特征而出现的重复的现象,往往潜藏着客观规律。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和变化,都不是孤立的、杂乱无章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有序的,即都是按其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运转的。客观规律隐藏在不断重复出现的现象之中。只要我们认真地考察,悉心探求,用心思索,就一定能找到它。      □

 

Number : 9280 

Title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作者 :季羡林

出处《读者》 : 总第 179期

Provenance :收获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20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里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吗?

  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根据我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处,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处却是多而突出。别的国家先不谈,我先谈一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识分子。我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10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敏锐,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结”。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穷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相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尽管极难对付,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也不得不来对付。古代一个皇帝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真是一针见血。创业的皇帝决不会是知识分子,于是像刘邦、朱元璋这样一字不识的地痞流氓就成了开国的“英主”。可是,一旦创业成功,坐上金銮宝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来帮他们治理国家。不用说国家大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不得不求助于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一群铁哥儿们,个个服服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龙心大悦”,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问题,也就是隐居或出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因而写出了有名的《隆中对》呢?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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