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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壳陷在沙中，于是我再挖。脱光了所有的衣服，我拼死拼活地挖、挖、挖……
途中见过的白骨又幻映在眼前，我会困死在这里吗？忽然我想起了梭梭。
“梭梭，梭梭，梭——梭——！”光着身子，我发狂地在戈壁上奔跑，高喊。记得刚进大漠时，一位蒙古族老人告诉我，能在沙漠中找到梭梭你就不会死。
终于找到了，只有一小丛。蒙古人叫它“扎格”，学名“梭梭”。我知道它是大漠中极耐旱的木本植物。
“你能给我水吗？”
它默默地立在那里。它的躯干被风沙打磨得光光溜溜，使人想起古玩店里的根雕。水在哪里？枝干没有皮，叶子又小又苦，根？莫非根有水？我开始挖，指甲挖出了血，仍未找到根的尽头，也没找到一丝湿润。我傻了，嗓子眼儿冒火。
黄昏很长，我昏沉沉地睡去。人啊，只有在这时候，心灵才会平静下来。我不懂得宁静，不安分的灵魂又在做梦了。梦中挖到了梭梭的主根，我用力拔，根断了，水喷了出来。梦被水惊破，睁开眼，哪有水？只有梭梭的小叶，像“绿眼睛”一样注视着我。
我想问它：你为什么能活下来？这里已有8年没下过一场透雨了，你是怎样活下来的？
我急忙把沙培回它的根部。我还挖什么呢？一株草木能活下来，我为什么想到死？
心不再发抖，我也不再去躁动，午夜时分，我又重新振作起来，将衣服垫在车轮底下，冲出了那片“陷阱”。
那以后，我不再蛮干，不再动辄就去拼命。困难的时候我常想起它，大漠中孤单弱小的梭梭。它太穷困了，连件衣服都穿不上，可它却有惊人的生命力。它可以把叶子变成枝，以不损失一丁点水分和养分。严酷的条件下，它可以脱落枝叶，压缩生存的消耗而不死。
其实，人类为生存而做出的选择，为了生命的延续而做出的顽强探索，是比植物更高级更动人的。
那以后的5年中，我走过中国周边广阔的土地，不管在沙漠边缘还是戈壁之中；不管在雪山脚下，还是草原尽头；不管那里的气候多么恶劣，自然条件多么艰苦，总有人在那里生息、劳作。他们不嫌弃那土地，也没有叹息和抱怨。劳动舔食汗水，丰收带来欢乐，在改变自然、索取自然的同时，他们的生命焕发着迷人的光彩。
在去拉萨的路上，我曾遇见5位朝圣的藏胞，他们排成一行，每走完身体的长度，便双膝跪下，五体投地，伸长双臂——用身体丈量大地，全身心地拜向他们心中的神灵，毫不懈怠。是生存的需要，是信仰的力量，还是人性的顽强？神灵在哪里？神灵在他们心中，生命本身难道不就是“神灵”？这使我想起了我和妻子潘蓉去北极考察时见到的爱斯基摩人。
1818年，一艘欧洲探险船历尽艰辛在格陵兰的西北部图勒靠岸，当白人探险家们正在欢呼他们创下距北极点更近的探险纪录时，一群身着北极熊皮和北极狐皮的黄色面孔从冰山雪谷中跑了出来。白人们吓傻了，这些手持长矛的人莫非是鬼？或是神？是人怎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条件下生存？
他们是人，爱斯基摩人。当这些探险者发现他们时，他们已在绝对没有粮食、没有蔬菜、没有燃料的冰雪世界里生活了两三千年，与地球上的人世早已断绝信息。在非常寒冷的世纪时，他们遗失了桨、箭和小船。在没有木材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用鲸鱼的骨头做雪橇，做捕捉岩鸟的网子上的柄；他们靠生吃海洋哺乳动物、鱼类和驯鹿的肉活了下来。
正是被爱斯基摩人神话般的生活和顽强的生命力所吸引，我和潘蓉开始了环北极的人文考察。于是我们了解到了更多让人震动的远古史实。
环北极的爱斯基摩人 来自亚洲的西伯利亚，他们更早的祖先启程于蒙古高原南北。在两千到三千年前的世界北方人类大迁徙中，爱斯基摩人的祖先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们的路线是蒙古高原—东北亚—白令海—北美阿拉斯加—加拿大西北地区—格陵兰。从草原、森林走向大北方的人类，必须放弃过去的生活方式，甚至放弃了火熟食物的习惯。他们必须学会捕捉海中的动物，学会吃海豹、鲸鱼的生肉；必须面对力大无比的北极熊的袭击，在北冰洋沿岸以石块、冰雪、兽皮筑巢穴居……最终他们用生命战胜了一切。如今，环北极10万之众的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就是那些人类历史上最勇敢最顽强的生命的后裔。
在加拿大北极地区的班克斯岛（北纬71*｛附近）我曾经久久地注视着一棵蒲公英，它从开放黄色的小花到结籽只用了7天，第8天它的种子纷纷乘坐“小降落伞”飞走了，它们将选择生命的落脚点，以求再生……
这使我又想起了梭梭。□
Number ： 9355
Title ：采访穷人
作者 ：陆星儿
出处《读者》 ： 总第 181期
Provenance ：文学自由谈
Date ：1996。2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有整整一年，我给自己的写作只确定了一个题目：老百姓写实。
给自己出这样一个题目，最初的用意，是出于一种情绪。这些年，生活中涌现出越来越多浮华的东西，虽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缭乱。但不知为什么，渐渐地看多了热闹看多了浮华，再仔细品味，心里的感觉是一片混乱，努力地除掉混乱，剩下的却是茫然，却是空洞。
面对内心的茫然和空洞，我突然清醒：生活的根基毕竟是最朴实的那部分，这是联系着任何时期、任何世纪的一部分。可以说，悲惨和困苦是一种永恒的社会现象，应该关注，值得关注。这使我下决心到城市的最底层，去采访那些生活艰难的普通人。
1995年初，冒着料峭的春寒，在破陋的棚户区开始进进出出的时候，我还不能够回答自己的问题。而进出那些破陋的房子，听那些孤苦的老人平静地述说身世，我的心被震动了。体会自己，我知道我被震动的不是为他们房子的破陋，不是为他们身世的孤苦，恰恰是他们对待“破陋”对待“孤苦”的平静。有一位名叫苏金凤的老妈妈年高89了，孤单单地住在4平米的灶披间里，每月只有18元生活费，这怎么活？真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眼前这位精瘦的老太太，眼不花耳不聋，一头白发梳理得纹丝不乱，身上斜襟的旧棉袄洗得干干净净的。她告诉我，她的18元，8元是政府发的副食补贴，另外10元是过去的东家给的。她还告诉我，她有两个儿子，所以，她不能享受政府救济。我马上问道：两个儿子为什么不照顾你？老太太毫无怨言地回答：我20岁出头就来上海给人家做用人，两个小囡都是婆婆带大的，我没养大他们，所以，我不能靠他们，也不想靠。她的话如此简单明了：“不能靠”、“不想靠”，这就是她做人的道理，做人的志气，那么自尊，那么独立。
离开苏金凤老妈妈的灶披间，我才有所明白：采访老百姓，描写老百姓，使我能够获得一次返朴归真的洗礼。在追求新奇、追求耀眼、追求时髦、追求物质、追求金钱的潮流中，我们在不知不觉地丢掉平凡和朴素。其实，平凡与朴素，同土壤，同空气，同粮食，是生命之本。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种根本的生活。根本的生活会蕴含根本的精神。我想，描写老百姓，就是回归根本。在徐阿英和石阿玲的家里，我深深感受到了这种“连根带土”的生活。这是两个无亲无故的劳动妇女，一个是保姆，一个是东家为瘫痪的保姆请的保姆。20多年，她们生活在一起亲得像同胞姐妹。徐阿英年逾90，石阿玲今年63了，她们两个靠东家的6个孩子共同负担的200多元生活费，维持着一份简朴的生活。石阿玲对我说，东家的三女儿在美国定居了，5年前为石阿玲办好了护照，让她去美国做保姆，但徐阿英不舍得放她走，天天落眼泪。石阿玲很想说服她：到美国多挣钱寄回来给你用。徐阿英只是摇头：我不希罕钱。说到这儿，石阿玲哭了起来：她就是不让我走，不走就不走吧。如果真要我走，我心里真放不下她。坐在这两位老人面前，看到她们把贫困的命运能安排得如此和睦、如此温暖，我被她们的和睦和温暖深深感动了，而她们的和睦和温暖在告诉我，人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安全，是依靠，是爱。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她们尽管没有享受到繁华，可她们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