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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恋人，仅仅相聚了三天，又天南地北地分开了！
元宵节过后，风云突变。张泽石和他的“难友们”突然接到通知，他们将根据“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的方针，接受严格的审查。从此，张泽石陷入无休止的交代之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写着交代材料，缺点错误一遍又一遍地被夸大，性质一次又一次地升级，而对敌斗争的成绩却一步又一步地被缩小……
1954年6月的一天，张泽石因“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后向敌人供出部队番号，又因怕吃苦而当翻译”等罪名被开除了党籍。幸而他参与领导过战俘营的对敌斗争，总算被从宽处理，承认了他被俘前的军籍。他与许多“归来人员”一起被遣送回四川。
然而，巴山蜀水已再难容纳他这个落难的儿子，张泽石只有随父到北京等待安排工作。赴京之前，他只身前往西安探望即将毕业的恋人。两情绵绵，M向校党委递交了结婚申请，却又一次未获批准。因为党员结婚要调查对方的政治情况，而张的档案不知在四川还是北京，无从查找。
西安车站的小旅店里，张泽石终于鼓起勇气，向M坦白了自己已被开除党籍的事实。纯洁的M除了相信组织会弄清恋人的问题外，更向他保证：“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动摇我对你的爱和信任，我决不离开你，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她自然不会知道，这代价最终会大到自己竟然无以承受的程度。
M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某国家机关当机要秘书。这个保密岗位，无疑又为他们的爱情设置了一道障碍。此时，M又一次显示了她的坚贞与勇敢。她毅然与张泽石住到一起，希望怀孕可以使组织同意他们的婚事。为此，她做好了随时调离保密岗位的精神准备。
正是这样一份生死相随的真情，支持着张泽石度过了难熬的四处求职四处碰壁的困难时期。
1955年春天，张泽石的工作终于落实了，他被分配到北京市九中当教师。M第二次向党支部递交了结婚申请书，不料她所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果要与张泽石结婚，她不仅不能从事机要工作，甚至不能留在党内。在党与恋人之间，M做出了痛苦的抉择。在给张泽石的最后一封信中，她写道：“为什么所有的人，连你我的亲人都回答我只能要党不能要你，还都说这是为了我的前途着想……而大家为什么都不想想失去了你，我的前途还有什么可指望的？”
这封用血泪写成的书信，揭示的似乎是个注定了的结局：除了疲惫与凄凉，张泽石从此将一无所有了！可张泽石没有想到，M所承受的压力远不止这些。
在分手之前，M的顶头上司就已向她求过婚，M自然坚决拒绝，并要求调到了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分手之后，她又一次回绝了那位原上司的纠缠，并义无反顾地请求调离机要工作岗位。爱情使M变得更加坚强，整整8个月里，她孤军奋战，不屈不挠，为了爱情，她竟然去大兴安岭地质队当了一名技术员。
然而，破镜毕竟难以重圆。1956年5月，当M再次找到张泽石时，他的身边已有了一位患难与共的女友杨毅毅。于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画上了句号，M永远地走出了张泽石的生活。
四十载风雨同舟迎新生
成家，对于张泽石来说不是什么浪漫与甜蜜，而只是履行一道人生中的手续。当妹妹领着同学小B走进家门时，张泽石便洞穿了妹妹的善意。他请妹妹转告了自己的政治情况，自然，其结果是对他颇有好感的小B再也没有走进张家。
所以，当杨毅毅告诉他“如果不嫌弃我，我愿一辈子跟你吃糠咽菜、穿布衣住茅屋，唯一的希望是你要永远对我好，不变心”时，张泽石不能不动心了。
1955年的秋天，在老校长的提醒下，张泽石开始注视年轻的语文教师杨毅毅。这是一个活泼大方的东北姑娘，同样经历过一场失败的爱情。她从悲伤中奋起，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教学中去，把初中的语文课上得有声有色。她也爱好文艺，校庆时，她同张泽石合演的话剧得到一致的好评，这一切，都使他们的心走得更近。1955年底，张泽石决心向她坦白一切。信交出去了，他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结果。回信终于来了，那里面充满了一个姑娘纯真的爱情与信任。
1956年暑假，期盼已久的婚礼终于举行了。简陋的洞房更映衬出他们感情的深沉与丰厚。可是谁也没想到，他们等来的却是一场比一场更大的风暴。
1957年，张泽石被打成了右派，不仅如此，他全家都遭受到厄运的侵袭：大哥、二哥、二嫂全被定为右派，父亲则成了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这对结婚才一年的杨毅毅来说，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开张泽石批判会那天，由于过度惊吓，她骤然失去了奶水，只好用奶粉来哺育出生才两个月的儿子。张泽石的收入一下子减少了52元，这给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庭造成了更大的经济压力。可小杨却没有抱怨什么，她始终都没有跟张泽石划清界线，她用实际行动兑现着自己的承诺。
1960年，当饥饿席卷中国大地时，下放在西黄村掏粪坑的张泽石更是饿得奄奄一息，全身的浮肿使他意识到死神就要降临。他躺在床上，默默地等待着死亡。到了第三天，杨毅毅来了，还带着十几只当时难以见到的菜饺子。她把饺子一口口地咬碎喂入已无力咀嚼的丈夫口中，然后又用一元钱买了一根胡萝卜和一个鸡蛋，煮熟了塞在丈夫的枕头底下。两天后，她又为丈夫送去一杯羊奶。这些食品，这份爱，让死神望而却步，张泽石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1963年，张泽石被摘了右派帽子，生活似乎有了些转机。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开始了。这场持续了十年的运动自然不会漏掉张泽石这个“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他想到了死。这时，又是杨毅毅的坚强使他摆脱了死神的召唤。
张泽石被关入牛棚后，不能与家人见面，杨毅毅就每个月送去带“红”字的香烟，提醒他女儿小红在等待着他的归来。每一次的留言里，杨毅毅都会写上“家里老人孩子都好，你只管放心改造。”但就在1969年春节前的一个月，她的母亲却因癌症离开了人世。她用她的坚韧支撑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她用她全部的爱去抚慰她的丈夫，养育她的子女。
1971年开始，张泽石走上了上访之路。特别是1977年到1979年，他与集中营时的党支部取得联系，开始为自己，也为六千难友伸冤。杨毅毅默默地支持着他。1980年3月15日，张泽石的右派帽子正式被摘除，新的生活真的开始了。
1996年，张泽石夫妇结婚40周年，全家聚到一处，杨毅毅深情地说：“我绝对没有后悔的地方！”□
Number ： 9782
Title ：默想
作者 ：叶圣陶
出处《读者》 ： 总第 194期
Provenance ：四叶集
D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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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规定晚上十点钟熄第一次灯，一刻钟之后熄第二次，再一刻钟之后，灯又熄了，这就再也不亮了，直到第二天天黑了的时候。
虽说熄灯有一定的时间，我可向来不准时睡觉。人累了，眼睛只少用竹片儿来撑开的时候，不管它八点九点，就倒在床上，一觉睡到大天亮。勤奋的时候，钟打了十下还坐着看书，对于一次又一次的熄灯，不免产生怨恨，好像受着一种极大的威胁，想反抗又不能，除了乖乖地立刻上床，免得等会儿暗中摸索，此外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这种经验也不止一回了，每一回总使我对于时间的不肯停留，发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与憎恨。
或者是第二天的功课没有预备好，或者是正在读一本小说，读得津津有味。第一次熄灯了，我不上床，心里想，反正还有半个钟头，不妨再看一会儿。等到第二次灯又熄了，还是舍不得放下手里的书，便朝自己说：“再看五分钟吧。”直挨到不能再挨，光明的时间只剩一两分钟了，这才丢下书本，赶忙铺床，结果常常是鞋也没来得及脱，灯就熄了。整个屋子黑漆漆的，我就摸着枕头的位置，慢慢地把身子放稳。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在黑暗中找见一点光亮，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