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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nance：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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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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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像一盏灯，像一个谜，有时甚至像一个梦。我和他相识复相爱时，明灯相照，满室生春；我们婚后，几经忧患，几经巨变，许多时日过得扑朔迷离，生命似谜；后两年里，大半时光消磨在病院中，药炉常暖，借来的日子，借来的希望，似真似幻，如梦如烟，有时惟恐他已被死神夺去，此情此景，只有身历其境者，方能体验个中滋味。
1937年，陈纳德将军被邀来华参战时，我还在香港念书。直到1943年我在昆明加入中央通讯社工作时，我们才第一次见面。那时他是美国十四航空队的司令官，我是中央通讯社的女记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散后，陈将军走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姓名，我告诉了他，他大笑说：“原来就是你，你可知道你的父亲还托我照顾你呢？照我看来，你已很会照顾自己。不过，可不要忘记，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地方，尽管告诉我好了。”
在昆明的两三年当中，大家都为工作忙，我们见面也只是限于公事而已。有时我单独去看他，也是采访新闻。不过，在这段期间，我们渐渐地稔熟了，大家也偶尔谈及生活方面的小事情，说些不着边际的笑话。那时陈将军有个秘书，会画漫画，他为我作速写，可是不太像，让陈将军看见，他说：“这张像片就送给我吧。”我说：“不好，太丑了，改天送你像样的。”时适有摄影记者在旁，马上为我们拍了一照，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照相，如今尚留着做纪念。
1945年夏，抗战结束前两月，陈将军因与美国国务院闹意见，反对他们的对华政策，毅然辞职返国。十四航空队举行欢迎晚会，大家都希望和这位告退的飞虎将军谈一两句惜别和祝福的话，因此整个晚上我们都没有机会在一起。十点已过，我准备走了，陈将军走过来说：“你不和我握手就准备走了吗？”我这个平时那么会说话的人，一时竟不知道怎样回答，同时又觉得四周的人都在注意我们，不易脸红的我竟然脸红了。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刹间，我们两人似乎都感到一种异样的情感在作怪，突然发觉自己在热爱着对方，两三年来，常常见面毫无感觉，一旦发现心底的深情时，我们竟要分别了！
抗战胜利后我也离开昆明，转到上海工作。这期间，我认识了许多人，而且还有好几个感情甚好的朋友，可是心中无甚思念，日子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打发过去。圣诞前，我得到陈将军返华的消息，我想起了我们在众人面前说不出话的那种窘态，连到机场去接他的勇气都没有。晚间，他邀我吃晚餐，在座的还有前任美军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鲁克斯将军和几个朋友，他们对于他的来临都表示欢迎。席终已十点多了，我就想先告辞。陈将军说：“等一会儿客人走了，我送你回家好了。”于是我只得留下。客散后，陈将军说：“你坐一下好吗？”于是我坐下，大家又是好一阵的沉默。
我说：“你打算在上海住一个时期吗？”
他说：“不，我很快就要回美国去，不过我将再回来，而在我离开之前，我想要求你一件事我想你答应我的婚事，那么明春我回来时，我们就可以结婚。”他说这些话时似乎费了很大的气力，而我则更是不知应当怎样回答了。
记得当时我曾说道：“我们大家了解不深，怎可以顷刻之间就谈到结婚的问题呢？”
他说：“我很久以前就一直爱你，我不敢对你表示，因为我还有太太。如今我已获得恋爱的自由，我希望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做我的终身伴侣。”
圣诞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陈将军约我到家中度节，我没有答应。他那时和友人魏劳尔夫妇同住，我想到古人“亲极反疏”的忏言，不想在这团圆的节日和他见面。他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是一瓶法国香水。盒子里面有一张卡片，写着“给我最亲爱的人”。我看见这行小字后，心绪飘然，如风吹落叶，不知所止。
新年过后，陈将军再度返美，约期一二月内归来。才相逢，又复忆相逢，别后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地想念他。白天，我数着日子，计算着他的归程；晚上，我梦着他，从一个梦，又转到别一个梦，一点新愁，寸心万里。一个月后他回来了。我被矛盾的心情支配着，我没有到机场去接他。我有点怕，我怕寂寞的情感。
晚上，他的电话来了。他说：“你生病吗？”我说：“我很好。”他说：“你为什么不到机场来接我呢？”我没有话好说了。他说：“我的车子马上来接你，我想见你。”没有等我回话，他的电话已经挂上了。我住的地方离开他的住所，大概也有二三十分钟的路，然而在我看来竟是一刻如年，心中巴不得车子开快一点。入室，他起立相迎，两人握手，未通片语，但觉魂飞魄荡，不复更有此身，四目相凝，恍如隔世，一缕情丝，从此无法解脱了。
静夜里，灯影下，我们计划着婚期。那时我的父亲和继母刚自美国归来，他们当初不赞成我们的婚事。可是后来经过陈将军的一番表白，他们也无异议，只有一个条件，他们要带我到杭州的西子湖畔静思数天，归沪后再作决定。
正是冬初时分，西子湖畔游人不多，我对着山光水色，了无心绪。花前月下，枕畔窗前，尽是离绪，尽是相思。三日后，陈将军来电促归，匆匆就道，抵沪之日，距圣诞节只二周，作嫁衣裳未剪裁，而我们已把婚期定于12月21日举行，那是1947年。
在上海静安寺路有一家法国人开的服装店，名为“绿屋夫人”，我在那儿订制过几套晚装。圣诞前两周，我到“绿屋夫人”那儿去做一套新娘服装，老板娘寻根问底地要知道我和谁结婚，并说若我不告诉她，她无法为我把那袭嫁衣在12月20日前做好，于是我只好据实告诉她，我将与陈纳德将军结婚。
“噢，他原籍也是法国人。”老板娘兴奋得不得了，量身段时几次用针刺痛了我的皮肤，若说她是第一个预知我与陈纳德将军婚事的人，也不算言过其实。
新婚之日，外子订了一个以千朵玫瑰做的花钟，象征着挚爱的永恒。当他把一枚戒指戴在我的无名指上时，我的手有点发抖。溢满的幸福，常使我有点恐惧，为的是怕乐极生悲。
我们的婚礼在上海虹桥路华美村举行，除了证婚的基督教牧师以外，有我的双亲，做女傧相的姐姐，做男傧相的詹德尔医生，叶公超，美国驻沪领事，空运队的副经理魏劳尔夫妇，陈将军的秘书长舒伯炎夫妇，霍德华系报纸的远东代表方士华夫妇，泰莱夫妇等。茶会后，九时晚餐，酒醒人散，寒意正深，围炉并坐，情深如许。但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得永恒相守，不羡天上神仙矣。
我们初婚时，卜居虹桥路华美村。该处境地清幽，无市声之扰，屋后有园地，植瓜蔬，种花果。三春花放，九月蝉鸣，自有一番幽趣。我们常在清晨起来，到楼东看日出；晚间无事，在月影下散步；有时邀二三密友到家里玩玩纸牌，听听音乐，逸兴横飞。
还记得初婚后的圣诞早晨，我和外子一同到外滩的办公室上班，记得那天连开电梯的工友也放了假，于是我们一口气跑上七层楼。办公室内寂寞无人，只有他和我两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相对大笑。我煮好了浓咖啡，陪他工作了一个上午。从此我们为他的办公厅取名七重天，这是我们两人的秘密。
外子虽勤俭，但生性豪爽，一点也不吝啬。那时我们住在上海，政府明令所有市民一律要把黄金美钞送到银行去换金圆券，外子那时不但以身做则，每一个月领到薪水即着秘书把美钞换作金圆券，存入银行，他还劝所有外籍职员一律服从政府命令自大陆来的人一定还没有忘记金圆券的风波。
太阳是咸的，月亮是甜的；太阳是一曲雄壮的军乐，月亮是一首诗意的短曲；太阳高高地照遍大地，月亮静静地影满人间，这是西方的美与东方的美不同之点。然而，我们既爱太阳，也爱月亮。
我们来自西方和东方，起初，我们仅是被一道围墙所阻隔着，我们非常陌生；可是当我走出围墙以外之时，我们发现我们呼吸着同一的空气，我们原来就是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虽然萍水相逢，可是相知极深。
婚后，我们有两个女孩子，大小只相差一岁多一点。外子对于孩子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