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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最早看出了这隐含着的恶果，心中焦急万分，在上海定居后他即对周建人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苦于无法和周作人直接对话，只得找周建人商量，表达了希望老二也到南方来的心愿。随后，他又写信给章廷谦，委婉地托章转告周作人南下。章廷谦看完信，感动得抚案叹道：兄弟已经分手多年，遇到风吹草动，还是那么关怀他，我想，倘若周启明（周作人）迷途知返，那一定将是“度尽动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憾的是，令章廷谦感叹不已的热力，在周作人身上仍然没有激起丝毫反响，以致使得鲁迅对二弟最关键的一次眷顾也被无声无息地撞回了，自此，兄弟俩天南地北，各走各的了。
六
也许是因为过去对三弟的关心有逊于二弟吧，自从鲁迅定居上海后，他给了周建人加倍的补偿。当时鲁迅也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近在咫尺的周建人经常随鲁迅一起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学习马列主义，讨论中国社会问题。鲁迅同共产党人的交往，大多由周建人出头担任联络及掩护工作。瞿秋白被捕后，能和鲁迅、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是通过了周建人。其间，他在鲁迅的带领下，还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勇敢地投入了营救陈庚、罗登贤、廖承志等人的活动。
与此同时，鲁迅对三弟工作上和生活上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知道周建人因为娶了羽太信子的妹妹为妻，“所得的薪水，每月也要被八道湾逼去一大半。”为了调剂三弟一家的生活，鲁迅每周末要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款待周建人夫妇。后来周建人由北四川路搬进了法租界，回去的路远了，总是由鲁迅掏钱雇车将他们送回。在孩子们的学杂费、医药费等款项上，周建人也都得到了大哥的慷慨周济。1932年初，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实行大批裁员，周建人亦未幸免。为了这件事，向来不愿求人的鲁迅，自当年三月到八月间，多次写信给老友许寿裳，托其央请蔡元培出面通融，最后使周建人得以复职。鲁迅的这般关心，使周建人在世态炎凉的社会少受了许多坎坷之苦。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恶化而与世长辞了，周作人在北京接到讣电后，没有前来参加追悼会。他哪里知道，大哥时常在惦念他，为他担忧，一直在考虑如何帮助他摆脱劣境，可憾的是直到逝世，尚无妥善方法。对于周作人的退隐和沉沦，在上海的党组织也没有等闲视之。冯雪峰找到周建人，表示自己颇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周建人能从中沟通。同时，还有许多朋友因华北局势吃紧，也希望周作人能离开八道湾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其他一些书局都表示愿意养他。面对着这些热忱的援助之手，联想到大哥生前的意愿，周建人不禁热泪盈眶，马上给远在北京的二哥写了一信，信中恳切地转达了大家的热望。谁知，这封信同鲁迅过去的撞壁一样，也遭到了周作人的冷落。自此，周建人也与周作人断绝了来往。
七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奉命南迁，校长蒋梦麟委托冯祖荀、孟森、钱玄同、周作人四教授留守北大。由于没了薪资收入，周作人只得整天埋入八道湾的苦雨斋里写他的小品。不久，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当时的伪教育总长汤尔和与周作人是同乡，为此竭力援引周作人出山。周作人再糊涂，也知道这事干系非小，心内疑虑重重。1939年元旦，两个自称是“中日中学”的学生持片来访时突然掏出手枪向周作人开火，子弹正好打在厚棉袍内的小棉袄的钮扣上，然后穿过破碎的钮扣打破了他腹部的表皮，虽然流血不多，但心中受到的惊悸却把周作人唬得半死。而后，周家宅邸的门口就被安上了岗。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人对不甘自投罗网的人多是采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对周作人是否也用了此策，笔者不敢妄加定论，但至少到了当年的八月，周作人正式下水附逆，出任了北大文学院长，而后又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自此在伪政权的陷井里越陷越深，终于到了“洗也洗不清”的地步。其间，他固然也做过一些类似掩护和资助参加冀东暴动的地下党员这样的好事，但汉奸文人的污点却是永远也无法洗脱了。
1945年9月，“肃奸”运动开始，军统奉命逮捕汉奸，当晚就向周作人宣布了逮捕令。周作人被解往南京，由首都高等法院审理。据说：“亏得教育部长朱家骅、原北大校长蒋梦麟从中周旋，并出示了当初委托周作人留守学校、保管财产的证明，才使对他的判决由死刑改为十四年有期徒刑。一直到1949年1月，周作人才被开释出狱。然而，也就是在他最灰暗的日子里，周建人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是兄弟一场，由于后期与大哥在亲疏上的差异，最后的得失竟是这样的迥然不同。
人毕竟不是草木，周作人在痛苦的反思中，恐怕也醒悟到了自己在兄弟相处中所犯的错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高，负疚也愈深，到了晚年，几乎是陷入了痴痴的眷恋之中而不能排遣。他在晚年所著的《知堂回想录》中，不知怎的又追述起了四十年前卧病西山事情。那一回，周作人患了肋膜炎，每到午后就发起了高烧，烧到晚间人几入昏沉。是大哥把他送进了医院，以后又让他去西山疗养，还不时抽身探望，并代他处理信件和诸般琐事。后来此书在香港报纸上连载，引起了国内外不少人士的关注，尤感奇特的是，在即将载完的当儿，周作人的思绪突然回溯到了童年，他写道：“大约是八岁以前，……那时在朝北的套房里，西向放着一张小床，这也有时是鲁迅和我玩耍的地方，记得有一回模仿演戏，两个人在床上来回行走，演出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状，一面叫着‘大哥呀，贤弟呀’的口号，后来渐渐的叫得凄苦了，这才停止。”读着这段寄意幽深的文字，使我不由地想起了先人在诉说童年时的种种寓意，比如，许多作家曾把它作为母爱的伙伴，用以来拯救堕落的人生。在这里，周作人是不是也用了这种含义，来洗刷自己后世的污浊，哀叹自己因衰老而无法蒙得重生的心情呢？
Number：2037
Title：“北京人”杂谈
作者：苏叔阳
出处《读者》：总第68期
Provenance：学习与研究
Date：1986。6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我是一株晚生的野草，秋天里才吐出第一片新芽。但我有块丰饶的沃土，这就是北京。不管我欢乐还是痛苦，北京总能给我以希望和沉思。这片土地里所含蕴的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积，以及在这沉积层上生长出的多姿多采的生活之花，就是我创作的源泉。
我喜欢北京人特有的心态。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表现得从容，好像心里有十成的把握。他们脚底下有牢靠的根基，这就是他们那充满自信的气质的来源。他们挺像一支极有素养、极为成熟的足球队，老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场次兴奋起来，作出不俗的表演。平时也许不大为人看好，那悠然的姿态，就让人起急。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北京人总能以最独特的方式震惊国人、世人，而成为推动历史车轮的动力。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北京人的这种特色分外地鲜明。当腐朽的清王朝不能抵御列强的侵入，洋枪洋炮震响在帝王身旁的时候，一向似乎颟顸、麻木的北京人，却忽拉一下子跟上了义和拳。不管历史怎样评价它，它却突出地反映了不可侮的民心。这场斗争，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人民斗争的高潮。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是反动的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在全国革命浪潮中，似乎是个平静的旋风眼，令许多志士感到犹如沙漠似的寂寞。人心也仿佛冷硬如铁。可是，又是这北京，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震惊了全国，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抗战前夕，北京屡遭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而北京人却以沉默对之，又让许多人觉得北方简直缺乏希望，然而，第一次在街上公然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