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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B女士已经完全丧失了能力，不能说话并且几乎丧失了进行任何自主动作的能力，需要全面的护理。除了行动有问题以外，她面无表情和显然没有任何情感反应的症状也很惊人，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昏昏欲睡，处于一种麻痹的状态。常规的抗帕金森氏病药物对她疗效甚微，也从未考虑过对她进行外科手术治疗。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她看做一位“毫无希望的”迟钝的后脑炎型患者，已经没有康复能力了。6月25日开始用左旋多巴对她进行治疗。
左旋多巴疗程
7月2日。
经过为期一周的治疗（每天服用2克左旋多巴），多年以来B女士首次开始说话了——能听清楚——但是说了一两句话之后她就没有力量再发声了，而她那重新获得的声音非常低沉单调，没有抑扬变化。
7月8日。随着每天左旋多巴的剂量上升到3克，B女士开始呕吐、失眠，瞳孔显著放大，但是没有出现心动过速、血压不稳或静坐不能。现在她表现出相当多的自发活动——她能在椅子上改变位置，能在床上翻身，等等。她敏感多了，在白天也不再显得昏昏欲睡或者“迟钝呆滞”。她的声音更加有力了，开始有了语调和抑扬变化：人们现在能发现这位病人有着浓重的维也纳口音，而几天前她的音质还非常单调——这是一种非典型的帕金森氏病症状。
现在B女士可以用右手握起一支铅笔，在日记中写下第一行字：她的名字，后面是这样的一段话：“我已经有20年没写字了。恐怕我已经快忘记自己的名字怎么写了。”
她也表现出情感上的反应——对自己的失眠和呕吐显得很焦虑——并要求我减少新药的剂量，但是决不停药。药的剂量减少为每天2克。
剂量的减少缓解了她呕吐、失眠以及瞳孔放大的症状，但是也导致她丧失了部分发声和动作的能力。一周后（7月15日），可以重新让她大剂量（每天3克）地服药了，并且不会有任何有害的副作用，而她随后一直坚持服用这一剂量。在这种情况下，B女士的身体状况不断且稳定地在进步。到了7月末，她能够站起来，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站上30秒，还能在平行杠间走上20步。她可以在椅子以及床上调整自己的姿势，让自己更舒服。她可以自己吃饭了。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可以看到她躯干和脖子弯曲的状况不断改善，这样到了8月，她的姿势惊人地恢复了正常。
她以前非常冷漠，对周围的环境毫不留意也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周复一周，B女士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加敏感，更加留心也更感兴趣。
B女士多年以来一直非常孤僻，对什么都无动于衷，而现在可以看到她逐渐恢复了情感反应——这至少和她动作能力的改善一样惊人。随着声音的不断进步，B女士变得非常健谈，表现出以前几乎完全被疾病所掩盖了的睿智、魅力和幽默感。她特别喜欢谈起她在维也纳的童年时代、父母和家庭、求学时期以及去不远的乡村远足的情况；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常常开怀大笑，流出思乡的泪水——这些都是B女士2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正常情感反应。B女士渐渐地成了一个有生气的人，她能够用生动且令人震惊的语言告诉我们在服用左旋多巴以前她觉得自己多么不像人。她向我们描述了自己在最初患病那几年里的怨恨和不断增长的绝望感，还有她是怎样用冷漠和漠不关心来克服了这些情绪的。B女士说：“我什么情感也没有了。什么事情也不能打动我——哪怕是父母的离世。我忘记了快乐和难过是怎样的感觉。这是好是坏呢？都不是。已经无所谓了。”①
1969～1971年
①“因此上帝放弃我们的时候，撒旦也离开了我们。”（托马斯·布朗）——作者注。
②很奇怪，在服用左旋多巴的整整两年间我所见过的反应最好的病人中，只有这两位（玛格达；B和内森；G）不是患帕金森氏病最轻的病人（人们可能会认为反应最好的应该是患病最轻的患者），他们是我所见过的两位最严重的后脑炎患者——作者注。总的说来，B女士的左旋多巴疗程是我所见的所有病人②中最顺利、最令人满意的。在服药的2年间，她大体保持了良好的身体活动和心智健康，生活也很充实。的确，在第二年末；她的力量水平和运动性有过几次很小的下滑，也出现了短暂的异常活动：在下文相关处将谈到这些情况。
这些情况大都与B女士同女儿、女婿、外孙还有很多其他亲属恢复了情感联系有关，他们现在来看望她，显然B女士也非常开心。她身体非常健康，可以说，她重新回到了现实生活。B女士记得所有人的生日和纪念日，每次都要在上面标上个字母；她表现出非常乐意也渴望被他们用车带出去，到餐馆、剧院，而最喜欢的是回到自己家人的家中，她从来不苛求也不胡搅蛮缠。B女士与传教士以及医院里其他正统教派的病人恢复了联系，参加了所有的宗教仪式，尤其喜欢点亮安息日的蜡烛。简而言之，她再次恢复了自己从前的身份——一位“frum”（来自）维也纳的夫人，有着良好的家庭与坚强的性格。更不同寻常的是，尽管一下子从20多岁变到了60多岁——仿佛这中间是段真空，B女士还是很平静地接受了自己变老进入“老奶奶年龄阶段”、“bubishkeit”的样子。①
①玛格达；B似乎毫无困难地适应了自己的疾病带来的巨大的时间延缓和时间“损失”，这很有趣并且意义重大。这和下一位病人（罗斯；R）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斯；R在昏睡43年以后醒来，发现自己面临着“不可理解也无法忍受的一段时间空白”，“与时代格格不入，这不堪忍受也无法解决”——完全不可能融入其中（见第68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我认为这反映了“消极”与“积极”生存混乱的迥然不同（在序言中讨论过了）。玛格达；B一直以来都处于一种不活动、非存在、不省人事、虚无的状态，但我认为她没有像罗斯；R那样沮丧和痛苦；在生命的海洋上她非常平静，处于休眠的状态。当给予她生命和活力的时候，B女士心怀感激并欣然接受了这纯粹的礼物；但是在“苏醒”之前没有它们——对此她也平静而冷淡地接受了（可以想像，这样可能也是对不活动、非存在状态的回归，左旋多巴失去了其效力）。然而，有可能一旦重新唤醒了玛格达；B的生命和希望，她就无法忍受再次失去它们的日子了——作者注。显然在数十年的患病期间，B女士并没有变得痛苦不堪或是充满敌意，或许这与她的情感淡漠有关。B女士的一个女儿说：“我常觉得妈妈什么也感觉不到，尽管她好像能够注意到并记得所有的事情。我曾为她的状况感到特别难过，但对此我没有感到很愤怒——毕竟，你怎么能去责怪幽灵，为它生气呢？”
在用左旋多巴治疗期间，B女士出现了两次短暂的精神病反应。第一次是关于她的丈夫——他没和其他人一起来探望B女士。“他在哪里？”B女士会问女儿；“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她的女儿们都含糊其辞，解释说他病了，身体不适，去城外了或是出远门了，等等。（实际上他大约已经去世5年了。）多次这样有出入的话引起了B女士的警觉，她突然陷入了一种短暂的妄想症状态。在此期间，她听到走廊里传来她丈夫的声音，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听说”他有无数的风流韵事。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让她的女儿把真相告诉B女士。B女士对此的反应是：“啊！你们这些傻瓜，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之后B女士哀悼了一阵子，然后她精神病产生的幻象就完全消失了。
B女士另一次精神病与她迅速的视力减退有关——在服用左旋多巴以前她对此毫不关心，已经“接受”它了。在用药的第二年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孩子的面庞、世界的样子都很快地变得暗淡而不可捉摸。B女士不同意对她所做的“老年性黄斑变性，逐渐恶化，无法治愈”的诊断——诸如此类的诊断更多是一位她从未见过的医学专家告诉她的，这位专家三言两语就下了定论，而且很明显他并不同情B女士。数周以来B女士不断恳求我们帮她恢复视力，这让我们非常同情，她甚至梦见自己又能完全看清楚了，还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