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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恩等（1969）写过一篇简短的统计性论文，描述了在高地医院的一些病人中试验左旋多巴的情况，但是一直没有关于这些病人或是任何其他病人“苏醒”的传记性记述——作者注。这一问题并没有单一的答案；很多因素影响了对“苏醒”作某种传记性的描述。
使“苏醒”成为可能的一个因素肯定与“环境”有关。芒特卡梅尔是一个慢性病医院，一个精神病院；而医生一般都避免去那里，或者即使去也会尽快离开。以前的情况并非如此：上一世纪时，沙尔科实际上住在萨尔贝特里耶，而休林斯…杰克逊则住在西莱丁精神病院。神经病学的创始人很清楚，只有在这样的医院中才能深刻和详细地了解重症患者。作为一个住院医生，我自己此前从未去过慢性病医院，而且尽管我在不收住病人的诊所中见过一些后脑炎帕金森氏病患者和其他病人，但对后脑炎疾病的程度和奇特性却一无所知。1966年的芒特卡梅尔之行对我是一种启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一种其严重程度我从未看到过，阅读过，或听说过的疾病。1935年之后实际上已经不再出版关于昏睡疾病的著述了，所以从未有人描述过后来出现的重度昏睡病。此前，我从来不会想到有可能存在这样的病人；或者说，如果他们存在，会没有人描述过他们。因为医生从未深入到这些令人苦恼的疾病中去，也没有关于这些“无人关注的患者”的报道，而现在对医学界来说，这些病人（可以说）非常引人注目。那时，几乎没有医生去慢性病医院和精神病院，到那里的病房中耐心地倾听和观察，深入了解这些越来越难接触的病患的生？ 砘坪屠Ь场？慢性病医院的“另”一面，好的一面是：医护人员长期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会与患者结成非常亲密的关系，了解他们，爱他们，把他们当做人来看。所以，当我到芒特卡梅尔时，我接触到的并不只是“80个后脑炎病历，而是80个人”。那里的医护人员（在相当程度上）很了解他们的内心生活和整体状况，与他们保持着生动而具体的关系，而不是只了解抽象乏味的医学知识。来到这个群体——不只是病患的群体，而是病人与医护人员共同形成的群体——后，我发现自己接触的病人都是人，感到自己越来越不能把他们只当做一些数据或是一系列的病症。
而对病人来说，那当然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医学界已经知道患帕金森氏病的大脑缺少作为传送体的多巴胺，而如果能够增加多巴胺，就有可能使大脑“恢复正常”。但是，给病人使用毫克剂量的左旋多巴（多巴胺的母体）一直没有见效，直到乔治·克齐亚斯医生对一组病人大胆使用了剂量提高1000倍的左旋多巴。克齐亚斯医生的治疗效果于1967年2月发表后，完全改写了帕金森氏病人的前景；一个突然而难以置信的希望出现了——在此之前其前景只能越来越糟糕的病人有可能被新的药物所改变（如果不是治愈的话）。对我们的所有病人来说，生活再一次展现出想像中的画卷。40年之后，他们第一次能够相信未来。从这个时刻起，他们之中弥漫着极度的兴奋气氛。一位病人——伦纳德；L知道了左旋多巴后，既兴奋又惊奇地拍击着信箱说：“多巴胺是再生胺。克齐亚斯是制药的基督。”
不过，当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在当了一年的住院医师后第一次来到芒特卡梅尔时，令我兴奋的并不是左旋多巴，不是它的疗效。那时我兴奋的是看到同一种疾病在两个病人身上的表现总不相同，一种能够呈现各种可能形式的疾病——最早研究它的那些人将其称为“幻觉集成”。（麦肯齐在1927年写道：“医学著述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这种奇怪的疾病过程所展示的幻觉症状相比。”）产生幻觉集成时，大脑的炎症表现得非常奇特。更重要的是，由于在神经系统的每一个层面上都发生了极度的焦躁，所以这一症状能更好地显示出神经系统是如何工作，大脑与行为在更加原始的程度上是如何工作的。我作为生物学家和自然学家对此备感惊奇，这种惊奇促使我从此时起开始收集数据，准备写一本关于原始的、皮质下的行为和控制的书。
但即便如此，除了病症及其直接的表现之外，还有病人对疾病的反应——所以，我们所面对的，所研究的不只是疾病或生理学，而是正在奋斗以适应和生存的人。早期的研究者，特别是麦肯齐，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医生（与自然学家不同）关注的是……一个在艰难的处境中奋力保持自己本来面目的有机体——人。”在这种认识过程中，我成为了一个不仅是（不过仍然是）自然学家的人。我对我的病人慢慢产生了一种新的关注，承担了一种新的责任。通过他们，我要探索的是人在面对无法想像的困境和威胁时是什么样，怎样才能坚持做一个人。这样，我在继续观察这些病人的有机体——他们复杂多变的病理和生物机制——的同时，我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变成了人的本体——他们保持这一本体的斗争。我研究它，帮助我的病人保持它，并最终开始描述它。所有这些工作都处于生物学和传记学的交汇处。
在我还是学生和住院医生的时候，用这种方式研究疾病和生命的动力学，研究有时处于最奇怪和最黑暗的情形之中的生物或主体的观点并不突出。而且依我看，在现在的医学研究中也如此。但是，当我看到这些后脑炎患者时，这种观点显得千真万确——实际上，这是我能接受的惟一一种方式。所以，此前被我的大多数同事们所蔑视的情景（“慢性病医院——在那种地方你看不到任何有意思的事情”）变成了截然相反的情景：一个观察、关怀和研究的理想场所。我想，即使没有出现一个“苏醒的人”，我还是会写成《苏醒》一书，不过书名会是《深渊中的人们》（或是像法文版的书名《50年的睡眠》），陈述这些被禁锢和冻结的生命，这些病人以勇气和幽默感面对生活的故事。
这些病人强烈的情感和对他们同样强烈的研究兴趣和好奇使我们在芒特卡梅尔结成了一个集体；这些情感和兴趣在1969年——病人“苏醒”那一年——达到了高峰。那一年的春天，我搬进了离医院约100码远的一间公寓，而且有时一天中会花12或15小时与我们的病人待在一起——观察他们，与他们交谈，让他们做笔记，我自己也做大量的笔记，一天写数千字。如果我一只手拿笔，另一只手就会拿着相机：我正在看到的事情以前从未有人看到过——而且完全有可能以后也不会；记录和目睹这些事情是我的职责和快乐。还有很多人也全身心地投入，在医院里日以继夜。我们所有参与的人——护士，社会工作者，各个科室的治疗师——都在不断地交流：在走廊里激动地交谈，在周末和晚上不断地在电话中交换新的经历和想法。那一年的激动和热情确实不同寻常；在我看来，这些就是“苏醒”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基本上并不知道在期待什么。我读了五六篇1967年和1968年发表的使用左旋多巴的报告，但觉得我的病人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并未患有普通的帕金森氏病（像报告中所说的那些病人那样），而是患有病情复杂得多，严重得多，也奇怪得多的后脑炎症。这些病因完全不同的病人会如何反应？我觉得必须小心谨慎——万分谨慎。1969年初，我开始这项后来成为“苏醒”的工作时，把它看做是一项相当有限和具体的“科学”工作——在一群患脑炎后住院的病人中进行医患双方都不知情的、九十天的左旋多巴疗程实验。那时，左旋多巴还被当做一种实验性药物，所以我需要（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找一个特别的调查许可证才能使用它。使用这种许可证的条件是要遵循“正统的”方式，包括医患双方都不知情的实验，以及用量化的方式报告疗效。
但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清楚地发现必须放弃原先的方式。左旋多巴对这些病人的效果非常明显——奇异；我可以精确地得出50％的失败率，但这里没有任何安慰剂效应。我的良知使我不能再做安慰剂疗法，而必须给每个病人都使用左旋多巴；我也不能只给他们服用90天就中止，因为那就像停止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空气。所以，最初设想的90天的有限实验变成了具有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