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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玲总觉得拍摄纪录片的事情不能瞒着大仓，她就先给桥爪课长说了，桥爪一开始并没当回事，后来张丽玲自己买了摄像机，要去拍摄了，桥瓜还跟着去看。如今说起来，桥爪还对张丽玲拍摄时的表现赞不绝口：“后来我得知她有自己想干的事：拍纪录片。白天干公司的事，晚上和周末用于拍摄。她买了一台数码摄像机，告诉我要到原宿去拍，邀了好几个公司的人，我也跟去看了。那算是热身吧。她穿了一身与公司上班完全不一样的便装，带了可以露出指头的一双手套，完全不亚于专业人员。后来大家回去之后，她还一个人留下来拍。那种热情劲儿是不多见的。”
在张丽玲折腾的时候，张焕琦也没闲着。因为资金和摄像机的困难，张焕琦一度要放弃，可是最终割舍不下，还是咬着牙干，四处寻找机会。他曾回到国内寻找援助，他的母校北京广播学院，答应可以出一台摄像机，免费让他们使用两年，还可以出两个摄像师。他把这个消息带回日本跟张丽玲和横山隆晴商量，问题太多，首先国内的机器是PAL制的，日本是NTSC制，不吻合，一旦机器出点问题，修理起来非常麻烦，跟买一台也差不了多少；其次养着两个摄像师，工资怎么发？
住在哪里？都是可题。行不通，只好放弃了。
虽然困难重重，张丽玲一点也不灰心。自从那次W出事后，张丽玲的信念就再也没有动摇过。她相信，只要用心去做。奇迹肯定会出现，而且她凭直觉，横山隆晴肯定会加入她的行列，肯定会支持她，而她也只有获得横山隆晴和富士电视台的支持才可能把事情做成。于是她一边耐心等待着横山隆晴的态度，一边开始用火一样的热情去寻找和劝说拍摄对象，让每一个中国留学生接受她的采访。
张丽玲再次找到《留学生新闻》的主编赵海成，从他那里搞至厂许多人的联系方式，一个一个去接洽。后来在《我们的留学生活》中独立成集的丁尚彪就是在《留学生新闻》中找到的线索。参加当年北海道大逃亡的下尚彪给馆学生新闻》写了一篇题为《北海道大逃亡》的稿子，张丽玲看到了，顺藤摸瓜，找到了“黑人”丁尚彪，于是就有了那集感天动地的《家在我心中》。
赵海成也被张丽玲的这种热情所感动，改变了当初的态度，陪着张丽玲一同去找人。每见一个人，张丽玲都要说同样的话：拍这部片子的意义，拍这部片子的可能，拍这部片子的代价，拍这部片子的结果……
赵海成曾说：“你一直无止境地这样说同样的话，太辛苦了，不如用一部录音机把你要说的话录下来，去见人时放给他们听，那样你还可以省点力气。”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0、张丽玲真情练嘴
10、张丽玲真情练嘴
张丽玲却说：“录音机是死的，没有感情，人是活的。我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用活的感情和真诚去说服别人接受我。”
当时播出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张丽玲一点也不避讳这一点，而且对每一个采访对象都要说：“我不知道这个片子能不能播出，如果不能播出你还让我拍我才会拍。但我一定会永远为你保存着磁带，等你需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你。”
陈建成是张丽玲在大仓的同事，上海人，对拍电视一事特别反感。张丽玲反复找过他许多次，每次都会遭到他的白眼，不光不接受，反而会对张丽玲泼点冷水。张丽玲从不气馁。张丽玲几乎是花了一年的时间跟随他磨，一有机会就不放过，最后，张丽玲的热情和耐心终于打动了陈建成。他接受了采访，并在接受横山隆晴的采访时说：‘不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只要我还是一个人，我就没有理由拒绝她的采访。”对于张丽玲的顽强和坚韧，陈建成感到难以理解，他常会开玩笑地对张丽玲说：“我发现你—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你生为一个女人。
张丽珍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白天去大仓上班，下了班就忙着到处去“游说”。
一种莫名的热情鼓舞着张丽玲，她的嘴上起了泡，嗓子也哑了，口才却见长，嘴皮子练得越来越利索了。在这个过程中，张丽玲也不断被朋友们追问：‘你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就像她当初进大仓被追问“你为什么要进大仓？”一样。的确，依张丽玲的自身条件、做演员的经历和所学专业，她似乎更应该去继续在演艺圈中发展，可是她却进了大仓做商务，而做了商务以后她又要拍纪录片，商务和拍纪录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这完全不符合常规，完全超乎正常人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张丽玲。永远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无怪乎连她自己的妹妹张丽烨都说她：“姐姐，你得去医院检查一下。你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1996年3月13日，一个由中国人和日本人组成的摄制组组成了，中国人有张丽玲、张焕琦、张丽烨，还有一些不固定的成员，日本人有导演池田和几个年轻的实习生。这是张丽玲等待了许久许久的日子，也是张丽玲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的日子。磁带放进了摄像机里，焦距调准了，摄像机转动了，张丽玲的梦在镜头下延伸开采，无数在日本的中国人挤进了镜头里，张丽玲把活生生的现实搬进了另一个形象世界里，等待国内的中国同胞欣赏，等待全世界的人观看。当然，这一天取决于横山隆晴。
他后来对记者说起这一段心路历程：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做出这种许诺。我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实在太忙！处于制作节目第一线的位置的人，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我在企划制作部担任全权责的制片人，不间断地制作节目。我决定派出一个我认为可以信赖的导演带他们，并配备一支由刚刚毕业的实习生组成的拍摄队伍。”同时另派一个摄制组来拍摄张丽玲的拍摄过程，其中有摄像师、录音师和其他技术人员。
从此以后近九个月的时间，横山隆晴再没出现。他本人一年有近300部片子挂名，他分身乏术，张丽玲这边就全交给了那个叫池田的导演。
摄像机终于有了，摄制组终于有了，剩下的就是去拍摄了。张丽玲恨不能每天工作24小时，可是她是大仓的员工，每周七天的时间有五天属于大仓，只有两天属于摄制组，没有时间保证，拍摄的进度就快不起来，即使把那五个黑夜全部用上，也拍不完那些在为生活和命运抗争的中国留学生。张丽玲只能缩短她的休息时间，把能够利用起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拍摄上。
在日本拍摄，许多地方都是要拍摄许可证的，办许可证是一件麻烦的事。要提前两三个星期去跟所要拍摄单位的广报部打交道（在中国可能是找宣传部），要对人家说明拍片的目的，将来要在哪个频道播放，还要保证不影响其他人的正常工作。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1、打开镜头往里走
11、打开镜头往里走
拍成田机场，拍日语学校，数不清办了多少次许可证。有时事情发生得突然，来不及办，就得许多口舌跟人家交涉，不断向人家鞠躬才能获得允许。这一切都得张丽玲来办，日本的许多机构也SE＃官僚主义，办起来麻烦得很。这倒也给张丽玲提供了一次深人接触日本社会的好机会，对她后来人主大富公司积累了一些经验。
张丽玲原来虽然拍过电影和电视剧，但从未接触过纪录片，天赋的直觉让她很快进入了纪录片的氛围，机器转动以后，她在现场既是导演，又是提问的记者。好在她对拍摄对象的生活非常熟悉，知道该从哪些方面来切人。她似乎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纪录片的拍摄方法，尊重拍摄对象，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子记录，坚决拒绝摆布拍摄对象，有时甚至完全忘记了是在拍摄，只是跟在拍摄对象后面客观地记录生活，而这些生活是张丽玲自己亲身体验过的。
后来张丽玲还在北京把这些拍摄的感受讲给纪录片的专家们听：“我有时真的不把这当成是拍纪录片，只是我重新进入生活的一种方式，自从来日本我一直在想以什么样的方式把在日本的这些事情记录下夹。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有些事情是没法理解的，不能用一般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活生生的，太有故事了。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这些故事，因为这里面也有我的人生，这也不全